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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工行将着力推进公司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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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26日 10:29 金时网·金融时报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孙凌燕 李岚报道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工商银行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行长姜建清说，随着股份制改革财务重组工作的完成，工行今年下半年将着力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继续并加快实施完善公司治理的17个项目建设工作。在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上，工行将继续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加紧完成股份公司章程、发起人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准备和报批，依法规范订立“三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高管层工作规则，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据介绍，工行一直将完善公司治理作为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工作来推进，在股改方案获批前，就按照银监会的监管规定和巴塞尔委员会关于《加强银行机构公司治理》的要求，进行了大量以完善公司治理为目标的准备工作。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具体制定了17个项目，分别是：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工商银行发展战略设计，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改造方案，信贷资产十二级分类、非信贷资产表外资产五级分类，人事激励机制改革方案，新的绩效评价办法，财务会计制度转换，全面风险拨备制度建设，财务集中改革，资金集中改革，资金管理及经济资本配置方案，利率风险管理框架设计，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设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内部评级法工程，分部门分产品核算体系的完善，信息科技建设规划。

　　经过努力，目前这些项目有些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工行新的公司治理机制正在加快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法二期工程如期启动，信贷资产十二级分类和非信贷资产五级分类准备工作全部到位，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基本形成，财务集中改革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下半年工行将继续着力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具体实施。工行将力争在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建立科学的资本管理体系、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启动新旧财务会计体系转换、适时推出机构改革和流程改造深化方案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激励约束机制上取得突破。

　　记者还了解到，工行资本管理体系建设将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建立符合监管规定和工行发展战略的资本管理制度体系；二是完善法人层面的资本总量与结构管理，建立监管资本管理、经济资本管理和账面资本管理的协调互动机制；三是实现经济资本与综合计划、绩效考评、财务管理、产品定价、风险监控等管理职能的有效衔接。工行将依据6月末财务重组后的资产负债状况，科学计量涵盖全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数量，将经济资本分解配置到各分支机构，逐步建立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对分支机构的经营绩效进行考核评价。同时，工行正在制定实施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逐步提升信息披露标准化，近期将在做好审计和尽职调查的基础上，抓紧编制财务重组后的年中报告，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另据悉，针对财务重组后经营状况和监管环境的变化，工行决定对今年经营目标进行相应调高。主要是经营利润增至900亿元，其中账面利润300亿元；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控制目标调整为4.3%以内，比6月末降低0.3个百分点以上；增设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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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050726/102918347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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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与建行1日签署协议 投14亿美元购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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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01日 17:08 和讯网－《财经》杂志

　　网络版供新浪财经专稿 据《财经》杂志获悉，7月1日下午，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正式签署入资协议。淡马锡将投资约14亿美元购入建行5.1%股权，继美洲银行之后成为第二个投资建行的国际战略投资者。淡马锡还承诺俟建行IPO时投资不少于10亿美元购入建行股权。

　　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为新加坡国有控股投资公司，拥有900亿新元的资产，其旗下囊括了新加坡时报指数44%的上市公司。淡马锡一方面被广泛认为是国有企业管治的典范，另一方面则拥有庞大的国际投资组合。虽然截至2004年底对华投资仅占其总对外投资组合的2%，但投资力度近来明显提速，此前已经获得中国民生银行近5%的股权。


　　美洲银行两周前与建行所签入资与战略合作协议规定，美洲银行入资25亿美元获建行9.1%股权，并有权在未来五年半内以建行IPO价格将其股权比例提升至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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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上市：不完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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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01日 09:46 和讯网－《财经》杂志

　　——谢平、朱民、王君、李曙光四人谈

　　《财经》主持人语

　　6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宣布与美国第二大银行美洲银行正式签约，后者携25亿美元成为建行的战略投资者。至此，一直“只闻楼梯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日程，被陡然间拉近。


　　在商业银行们厉兵秣马的背后，争论却始终未曾停息。银行上市的改革价值何在？上市与重组，何者为先？如何才能保证上市不是银行改革的一针“兴奋剂”，进而形成持续的压力机制？上市之外，中国的金融界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改革？

　　上市锣声即将敲响，《财经》近日邀请了业界的重量级人物，从各自的角度，详细剖解有关银行上市战略选择问题的种种考量。

　　他们分别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朱民、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

　　在实务操作者与专家的谈锋中，不难发现逻辑的与现实的思维取向的差异。事实上，争论和分歧并非一日形成，也不会随着改革的推进而顿然冰释。改革与争议从来都是互为表里，相伴而生，并一道推动人们寻求现实难题的最佳解集。

　　出售“樱桃”的两种办法

　　《财经》：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一种意见认为，过于仓促的上市会落入投机的陷阱。比如在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个问题上，如果是为上市而招标，投资者的投机性就会比较强，改革的目的可能就达不到。

　　谢平：大型国有银行的上市，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却是推行银行改革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不可替代的。

　　首先，上市可以改变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的机制。关于预算软约束的分析是科尔奈理论的精华，而且已经证明对所有国有企业都适用。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后，引入非国有股东，会对银行预算软约束形成压力。

　　第二，上市的透明度要求、国际审计、会计标准，对银行本身的管理压力非常大，尤其是透明度对银行审慎经营有实质上的影响，这是不上市无法达到的。

　　第三，上市可以改善大型国有银行内部人控制的状况。因为股东多样化，有更多的外部股东参加董事会，尤其是现在国际上对上市公司的标准，外部董事要达到一定比例。我国国有银行长期以来在各级“领导班子”控制之下，对外谎报信息，对内无约束决策，拿贷款作各种交易，结果是案件多，不良资产多。上市后，高管会受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约束，透明度和外部审计也是强约束。

　　第四，上市有利于监管。这点十分突出。银行监管比较复杂，大型国有银行如果不是上市公司，往往会导致监管者比较宽容。成为上市公司以后就不一样了，可以按照国际标准对大型国有银行进行监管，比如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高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监管、对市场准入的监管等等。海外监管更为严格，而且这样就变成了两个监管当局，一个银行监管当局和一个证券监管当局，这要比一个监管当局好。

　　第五，上市会减少不良资产。根据现在国际上的统计数据，上市银行比不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少得多，而且很奇怪的是，国际上的大多数大型银行都是上市的。上市银行迫于股东的压力、透明度的压力、会计准则的压力，一般倾向于贷款行为更为审慎。

　　第六，上市会加大对管理层的压力。一个大型银行上市后，面临投资者的压力、股票价格对业绩的压力，以及媒体对上市银行的关注。尤其是根据一些国家的司法制度，投资者可以根据银行的某些行为直接诉讼，这些可以使管理层的压力非常大。正由于有这些压力，现在可以看出来，中行和建行在上市准备过程中很谨慎，每一个董事和高管都知道自己应该负的法律责任，他们要签字承担责任。这种来自市场的压力比原来单一的政府压力好得多。在全世界，目前大型公司还没找到比上市公司好的委托代理机制安排。

　　第七，国有银行上市还可以减轻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的压力。银行变为公众公司，各级政府再找银行要贷款就需要信息披露，管理层也更审慎，大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国有银行上市不只是对所有者、管理者和董事有约束，对各级政府也是约束。

　　第八，上市提供了业绩评价基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过去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业绩评价体系一直解决不了。四家银行都给国务院报告，把自己的导ù档煤芎谩９裨阂卜植磺澹说蹦曛扉F基总理专门要求人民银行搞出量化指标。但因为过去存在着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不可量化。上市以后，各家银行都在一个起点上，股票价格、年报、季报，所有披露都一清二楚，其公开性和公正性是其他考核办法不可比拟的。

　　第九，大型国有银行上市以后，可以为未来的资本金补充、资产增长和结构、股票价格、每年分红等变量建立明确的函数关系，使监管要求、股东利益和银行自身发展更好地协调。

　　最后一点就是产权明晰。上市过程中，中行、建行的各种资产的产权界定都会明确，不留下法律瑕庇，正像朱民所说，中行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就有两卡车，都要确认一遍。

　　王君：中国国有银行改革采取的上市策略，体现了战略上的一种大智慧。因为在目前政治、经济、法律的背景下，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庞大的国有银行的问题，力量显然不足。现在的策略相当于把政府(所有者)应当做又难以做到的事情交给国内外的资本市场，把监管问题外包给海外监管当局。这是个很聪明的决定。

　　不过，如此庞大的银行改革都靠国内外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风险是否过大？成本是否过高？事实上有些问题本来是可以先行内部解决的，而且成本也并不高，全部等到上市后通过国内外市场解决，似乎对市场寄托的期望过高，本身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关于上市时机的问题需要仔细斟酌。打个比方，就像摘樱桃一样，早摘下来有可能是生的，但是争取了时间；迟些摘，时间会拖得久一些，但会更加成熟。在上市的时候，这一因素会以价格做平衡。至于哪一种方案更好还很难说，不过我认为，还是成熟之后再上市更好。

　　我同意目前国有银行确实是在往好的方面走，而且近一两年的进步是神速的。但不经过彻底的改革和重组，功课没有做好，在上市的时候价格上就会打折扣。如果三家银行都采取这种策略，这一折扣只会更大。因为一家就是很大的供给了，如果三家银行上市时机很靠近，再加上国内外投资者对银行信心不足，这些因素都会在价格上体现出来的。国家作为所有者，是否甘心卖一个低价钱呢？

　　谢平：所谓上市时间选择的问题是不成立的。按照公司融资理论，只要满足上市门槛，会计标准达到相应要求，在t时点上市和t加n时点上市，公司市值是一样的，因为目前的上市价格已经包括了未来的收益率。时间因子是可以换算的。资本市场的理论跟樱桃不一样，资本市场是假设现在摘下樱桃，十天以后樱桃也会熟的。

　　王君：这种公司市值贴现的理论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假设，它没有涵盖投资者对公司质量的信心对价格的影响。公司在不同时点的价值，不是时间贴现因子所能概括的。因此，在所有者出售公司股份之前，本来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能够提高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信息，进而提升上市时的价格，而不是在充满疑惑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所以，如果所有者很珍惜公司的价值，并且有能力事前做好功课，就会把重组改革而不是上市放在第一位，以便在上市时实现公司价值和当前股东利益最大化。

　　《财经》：银行上市的优点当然很明显，但是资本市场有很大的投机性，怎样防止为融资而上市，上市后体制又复归的现象？

　　谢平：上市之后，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总体来看只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往坏的方向走。上市以后全部处于市场监督下，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影响，因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机制永远存在。

　　“改革外包”利与弊

　　《财经》：上市固然可以对银行改革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是应该把银行改革的主要希望都寄托在上市上面？

　　李曙光：在我们的整个改革中，商业银行上市和国有企业上市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把银行上市看做一个特殊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区别在于，商业银行的改革或者说商业化、公司化、资本化的过程，比国有企业要慢。我们一直把银行看成一个特殊的行业，强调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影响力。所以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准行政单位、准事业性单位的性质一直没有变。

　　这种情况下谈商业银行上市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在社会的转型期如何控制银行风险。国有企业很多烂账都可能转到银行里面，成为不良资产，商业银行本身经营也有很多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是第一位的；第二是怎么形成改革评价机制，对国有银行改革造成压力。原来是一个内部的评价机制，现在的上市是将之外部化。

　　不过，这一策略没有战略层面的考虑。在缺乏完善法律机制的前提下，上市这种“外包”行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但不能治本。目前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是希望通过上市，对目前的大环境造成综合性的压力。

　　但这个压力作用非常有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一些商业银行不断出现新的不良资产，一旦“外包”，就很可能演变成法律上的问题和现实的危机，外国投资者有可能起诉我们。这里面可能涉及到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再加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现在还处在磨合期，信息难于共享和监管的协调性不够，银行仓促上市很容易出现监管问题，很容易对整个金融机体造成伤害。

　　《财经》：这是不是因为制度因素造成的呢？单纯的内部改革走不动，就只好走所谓的“以上市促改革”？

　　王君：是这样。但通过“外包”来促进改革，本质上属于无奈之举，是迂回战法，因此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不仅仅银行改革的过程中诉诸外包，在银行经营中也有外包。比如对于信贷风险，银行往往会指望信用担保公司分散风险，这实际上是把银行的信贷分析和管理外包给担保公司，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出资的公司，而它们本身的信用和资质都可能有问题。

　　尽管上市是把银行的改革问题外包给了较为成熟的境外监管当局，但依然有问题。因为银行的信息是复杂的，大量的信息是不能够通过披露来解决的。通过一般的披露和每年一两次的检查，很难从外部来深刻地影响国有银行。

　　李曙光：问题在于把上市的任务定位成引入外界压力，没有做足国内法制环境的准备。比如汇金公司一夜之间就成立了，这种事情在法律上没有定位。我们讨论《国有资产法》的时候也讨论过汇金公司，认为没有经过人大的合法性授权，汇金公司在国内的改革环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如果商业银行上市遇到挫折，汇金公司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在最初的制度安排时，不要把所有改革的动力和压力都放在外面，内部也需要进行配套的改革。

　　朱民：对于汇金公司的所谓出生权合法性的问题，对于我们在第一线操作的人来说是次要的，关键是汇金的产生把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汇金所起到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把产权明晰了。我们以前的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婆婆太多，没有妈妈。汇金公司开始把各个不同的政府之间的权利“拢起来”，开始做一个妈妈；因为有了汇金，我们才有股东大会，因为有了股东大会，我们才能推行董事会制度。不然的话，公司治理机制无从谈起。汇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司治理机制最主要的源头。

　　当然，汇金公司的问题也不是说在各方面都已经完善。汇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汇金还要学会做一个妈妈，不能沿用以前政府的管理办法，或把儿子管得死死的，或什么都不管。第二，拢权过程还没有做完，还要继续进行。第三，汇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它要以真正的所有者和投资者的概念，以商业的市场的理念来进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蓝图”之辩

　　《财经》：改革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如果没有上市这么一个直观的目标，推动改革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上市之后确实比不上市有很大改进，但是远未达到转变机制、脱胎换骨的效果。以中银香港为例，刚开始上市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期望，但上市后的进一步改革效果并不明显。

　　朱民：银行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中国银行的改革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由于长期的体制、多年积淀的文化、管理的落后、信息的落后，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完的。上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但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大。这是个大前提。

　　与此同时，不能低估上市对企业的好处和作用。我觉得从过程来说，上市过程对企业的影响改造很大。以中国银行为例，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做财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从全国调到北京的资料第一批是22.5吨，第二批又补了12.4吨。结果发现，上千家机构经营业务没有执照，上千个地产、投资项目都没有名目。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动员，至少今天我可以说，中行在法律上已经满足了合规合法经营的基本要求。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把银行适用的会计准则先是从国内1993年的准则过渡到2001年的会计准则，再转换到国际会计准则(IFRS)，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不光是会计科目的转变，实际上是很大的管理行为的转变。一个账目的转变就能把几十亿的盈利变成几十亿的亏损。我们有些管理人员认为转换会计准则转变了管理方式， 因而不能接受，甚至有人提出辞职。

　　在准备上市过程中发生的这些转变，看似简单，其实都是很大的事情，涉及管理者经营理念、经营行为变化的过程。所以应该把上市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看成改变旧有体制，提升整个人员素质的重要机制。

　　《财经》：那可不可以在上市的过程中提出一个减持目标？就像德意志电信上市之初，就会提出一个减持目标。现在提出国家股最后会到一个什么目标，是不是给市场的声音更清楚一点？

　　王君：这个减持目标目前并没有说出来，但是可以推测的。银行和石油不一样。石油会以国家的战略安全的资源的理由要求国家控股，但银行没有这样的理由。前不久我去哈萨克斯坦，发现它的银行基本是私有的，包括外资和私人资本，其中还有国际金融公司。这样的银行体系可以为当地提供很好的服务，所有的政治、经济目标都能达到。所以，理论和实践都说明银行不是战略行业，政府没有必要占大股份。

　　《财经》：王君刚才提到，可以选择一些低成本、低风险的行动，这样可以取得高收益，主要是指的哪些措施？

　　王君：我以前多次说过，无论愿意与否，政府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国有银行的主要所有者。如果银行出了问题，政府还要承担责任。从现在起到银行上市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加强政府所有者功能，而不是削弱这种功能。

　　具体来说，既然决定让汇金公司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功能，那就应该考虑把汇金公司做得更强大、更合法、专业能力更强；其实这相对于几百亿美元的注资来说就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安排。比如拿出一两个亿来，在国际上聘用一流的银行重组专家，真正帮助政府完成目标、战略和方法的设计；这些人应该是根据目标和任务以及专业要求，按照合同聘任来的，赋予其固定任期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并且按照市场价格赋予报酬。这个事情我认为是可以低成本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所有者代表，再与战略投资者去谈判就不会吃亏，再拿出去上市更会卖一个好价钱。

　　需要强调，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过程中，其实也不是没有风险。正好相反，风险很大。例如银行的当前管理者和战略投资者一样，都有在上市时压低银行原始股价格的动力。倘若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所有者监督，后果不堪设想。

　　朱民：对银行改革如果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察，是不能简单地从450亿美元的投入的角度来看成本是大还是小的，因为银行改革受益的不仅仅是银行本身。中国有很特殊的情况，中国的银行占整个金融业的70%左右，银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整个宏观经济的问题基本上出在银行身上，韩国、马来西亚等都是这样，最终是银行危机导致宏观危机，股市缩水，汇率大跌，GDP下降，甚至使GDP下跌一半。所以对于银行改革的成本收益的计算，不能简单地只盯着450亿美元的投入来看，收益要从金融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来看。

　　银行改革需要整体战略

　　《财经》：在银行上市操作中，改革整体的战略规划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问题，战略规划何以如此重要？

　　李曙光：银行改革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如果没有一个基本战略或者蓝图，一方面会影响外界的判断和对银行的估值，也会造成各项改革措施不配套，没有联动性的考虑，而且往往会忽视一些表面上看来次要但实则关键的东西。

　　不过，在现实操作中确实存在问题，金融改革的决策者经常说中国的金融改革有自身的逻辑和时间表，但就是不明确地表述出来。问题就是这种改革的内在逻辑能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以后能不能够征得多数人的同意和支持。如果能够把这个改革的内在逻辑外部化，我觉得改革的成功性就增大了；如果不是这样，改革过程就有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性。

　　《财经》：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战略主要指的是哪些内容？为什么说现在是没有战略的？

　　李曙光：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汇金公司的突然成立，再比如像银行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的提法，讨论得都不是很充分。

　　我并不是主张整体上市和分拆上市方案的哪一种，但至少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现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都是这样一个整体上市的策略。

　　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的银行体系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对它的控制应该在怎样的水平上？都值得仔细斟酌。再比如，中国的国有银行究竟是都要做大做强，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将来有些要减持到零？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充分的外部化的讨论，而且决策者需要耐心、眼界与魄力兼备。

　　朱民：银行改革整体的战略规划很重要，但也不能说要有了完整的蓝图才能行动。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过两次关于蓝图的争论，关于全面推进还是单项突破，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二是90年代初。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有三点必须承认:第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未知的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第二，中国的改革是世界上从来没碰到过的事情，没有人能知悉一切；第三，我们的知识和把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这两场争论的结果，最后还是要按照小平同志讲的思路进行，“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有一点，没有蓝图，不意味着没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国际化的标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收益能够让大家共沾。有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根据实际情况往前走。关键是以前我们走的每一步是对的，就给我们向未来走提供了信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不断地逼近这个蓝图或者说目标。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不断形成的蓝图。经过了1999年银行业的注资、经过了2000年的剥离以后，这次改革方向就很清楚，强调的是制度改革。因此注资的方式采取了变化，在清理资产负责表的同时，强调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强调了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强调了上市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也强调了它的长期性和商业银行化和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方向和蓝图。

　　王君：国有银行改革的战略基础，是关于改革的目标。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是继续维护国家在银行里的控股地位，还是把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融资作为首要目标？到底需要遵循什么原则：是以商业化经营为导向，还是继续赋予银行多重目标？理念和目标明确了，才有可能制定明确的战略，以及为实现战略调动必要的资源，规定具体的时间以及实施战略的行动框架。在中国银行改革与重组战略中，还包含着如何处理政策性金融的问题。如果考虑不周，让商业银行走商业化道路的原则就无法落实。

　　政府完全可以把这些内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这种阐述是很不充分的。有很多政府官员，似乎不习惯作这种阐述，也许是还不具备向社会阐述自己的目标、战略、方法的能力，甚至有时候会在阐述中犯常识性错误。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在利益多元化及民主与法制的程度上升的情况下，这种阐述就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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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中行2004年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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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7日 13:09 和讯网－《财经》杂志

　　政府注资后的第一份年报显示，“至少风险意识是大大提高了”

　　□ 本刊特派记者 卢彦铮 发自香港

　　6月初，市场聚焦于赴港上市的交通银行之际，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先后发布了2004年年报。在央行注资和不良资产大剥离后的第一份年报中，两家呈出的“最干净”的报表显示，资本充足率提高，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

　　2004年末，中国银行总资产达到42704亿元，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的6.98%提高为10.04%，不良贷款余额由3517亿元人民币下降为10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了11.16个百分点，为5.12%。建设银行的总资产略小，为39048亿元，资本充足率则从2003年末6.51%提高到了11.29%，不良贷款余额为873.45亿元，不良率为3.92%，下降0.35个百分点。

　　中信投资的金融分析师Alina Chiew对《财经》说，市场对建行中行的关注，焦点是看不良资产是否会再上升。“在这方面，很难非常科学地说有多少程度的改善，但感觉上比原先几年好，至少风险意识是大大提高了。”

　　相比较而言，建设银行的资产质量好于中国银行。如果剔除剥离2539亿元的不良贷款的影响，2004年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实际增加了126亿元，因此提取了228亿元的贷款减值损失。而建设银行的资产质量则保持了相对稳定，仅提取了55.86亿元的贷款减值损失。

　　在经营方面，2004年，中国银行的总资产回报率为0.61%，净资产收益率为10.04%，建设银行的数字分别为1.3%和25.4%，即使剔除优惠因素，也有0.88%和17.28%，显著高于中行。在成本收入比率方面，中国银行2004年末数字为40.02%，较上年略提高0.3个百分点，而建设银行为39.17%，下降接近2个百分点。尽管建行的资产规模小于中行3650多亿元，所有者权益比中行少106亿元，但扣除资产准备支出前的利润总额为590.46亿元，高于中行的583.73亿元。

　　实际上，过去两年建设银行更为集中地获得了政府支持。除了资本注入和不良资产剥离，中央还同意对原建设银行的剩余累计亏损进行补充(国家补充款项)，在短期内偿还654.99亿元的国家补充款项。其中，一方面通过汇金公司将其在2004年9月17日之前获得原建设银行分配的利润抵充，另一方面，则由国家对建设银行实施所得税减免政策体现。2003年度建行的所得税负担高达150.86亿元，但2004年只缴纳了18.28亿元，净利润高达483.88亿元。而相比之下，中国银行在2003年缴纳所得税66.76亿元，2004年提高到93.3亿元，未获优惠。

　　此外，财政部还承诺对建设银行持有的由信达公司发行的2470亿元债券的利息支付给予资金支持，对债券本金的兑付给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度年报，建行聘任毕马威会计师行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无论数据和项目编排相对2003年均有较大变动。

　　据接近建行的投行人士介绍，建设银行将先于中国银行，争取在2005年底前完成海外上市，有关招股文件已数易其稿，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申请程序也即将启动。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e/20050627/130917280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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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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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7日 13:04 和讯网－《财经》杂志

　　中国建设银行完成上市前引资冲刺，并勾画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新范式

　　□ 本刊记者 凌华薇 曹海丽 发自北京上海

　　本刊特派记者 卢彦铮 发自香港

　　2005年3月17日，北京市西二环金融街25号的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大楼正处于漩涡中心。股改上市过程中的中国建设银行于一天前宣布董事长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去所有职务，引来了全世界的注目。即便如此，极少有人注意到，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全球计划与战略部主管格里高利克尔(Gregory Curl)与建设银行行长助理范一飞坐到了一起。直到现在人们才懂得，这是建设银行最后三个月引资冲刺的开始。

　　三个月后，大事底定。6月16日晚，美洲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D. Lewis)一行五人乘坐湾流V专机来到北京；次晨9点30分，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签署入股和战略合作协议，刘易斯一行随即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接见。然后，11点在建行大厦22楼大厅，建行董事长郭树清、美洲银行董事长刘易斯现身于镁光灯下，向中外30多家媒体记者宣布：建行引入美洲银行为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首期以25亿美元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建行9.1%股权，再于建行IPO时购入5亿美元的股权，同时拥有未来数年内将股权增持到19.9%的选择权。

　　当晚，刘易斯东飞美国，目牡厥桥υ迹衷谛枰蚧纸馐驼庖?0亿美元投资的合理性；同一时刻，建行上市财务顾问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们南下香港，建行终于可以启动上市程序的下一步。他们需要在月底之前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排期申请表格。这是在香港主板申请上市的第一步。

　　可能是因为各自有其繁忙紧迫的日程，又可能是因为中国商业银行业近来大事如此频仍，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人强调，这是工商、建设、中国、农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一宗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案例，是一个里程碑。

　　突破一旦发生，便是一贯而下。在本文截稿之前，《财经》获知，6月24日，也就是美洲银行与建行签约一周之后，新加坡国有淡马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建行再签入资协议。淡马锡入资14亿美元左右，获建行5.1%股权，并承诺于建行IPO时再购入10亿美元股权。

　　花旗：美丽的误会

　　美洲银行是后来者。直到今年3月以前，美洲银行甚至还不在建行的“求婚者”名单上。长期在这个名单上位居前列的，是美国花旗集团。

　　早在建行刚刚获得中央汇金公司225亿美元外汇注资从而正式启动股改上市进程之初，2004年1月，花旗和建行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办“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当时的建行董事长张恩照与专程从美赶来的花旗CEO查尔斯普宁思(Charles Prince)联袂出席，这就被业界认为是花旗与建行亲密合作的第一个信号。2004年春节前后，花旗被选定为未来建行上市主承销商之一；当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普宁思再访中国，随行的还有花旗联席董事长、前美国财长鲁宾。建行、花旗最高层往来频频，建行战略投资者“非花旗莫属”的气氛一度相当浓厚。

　　对于急于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们来说，一个有分量的战略投资者加盟，无异于上市通行证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背书。但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不止于此。它是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一环，其作用一是促使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治理结构，促进董事会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对经营管理层的选拔和监督；二是转移风险控制、管理技术、人事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三是双方优势互补进行业务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们需要一个亦师亦友的合作者，而战略投资者们被寄望于担当这一角色。

　　“如果用大学来比喻国际银行界的话，花旗无异于哈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君说。花旗集团是全球最大和最受业界尊重的金融集团之一，以进取著称，在世界95个国家开展业务。花旗也是最苦心经营中国业务的美资银行，1995年开设第一家中国分行，至今已有五家。2002年花旗入股浦东发展银行5%，并在未来有权将股份增至24.9%，更是外资银行入股中国中型银行的首例。

　　看上去，花旗与建行像是天作之合。正因为花旗的强势存在，不止一家外资银行根本没有动过进入建行的念头。“很多银行不敢接触我们(建行)，主要是以为我们跟花旗已经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一位建行内部曾参与谈判者告诉记者。

　　然而，进入实质性谈判以后，建行与花旗的热情很快趋于冷却。

　　据《财经》了解，在自去年7月中下旬开始的谈判中，花旗提出建议，如若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进入，双方可以在贸易融资、个人理财等九个领域展开战略合作。这一建议颇令建行失望。建行所寄望的花旗“看家本事”如风险平台建设、金融产品设计等付诸阙如。最具增长潜力的信用卡业务也因花旗与浦发行排他性合作协议在先，不可能放在与建行合作之列。

　　各种猜测陆续出现。

　　一种猜测是，尽管在华已经有了规模很大的分行，已经入股浦东发展银行，以及未来可能与建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但花旗“还没想清楚”其在华的战略布局。一位接近建行决策层的投资银行家持此说。

　　另一种猜测怀疑花旗的合作诚意，认为花旗“项庄舞剑而意在沛公”，以入股建行之名，谋承销建行IPO之利。“它就是为了IPO。”一位来自JP摩根的投资银行家对记者说。建行IPO是年来最被关注的融资案，市场普遍预期其融资总额将在50亿美元左右，佣金总额可能达到1.5亿美元。至少对于某些建行、中行的“求婚者”，这一猜测不是毫无根据。事实上，某美资金融集团亚洲投资银行部积极游走于中行、建行，活动频频，最后却被发现根本未获得董事会谈判授权，是一个业内谈论的例子。

　　最具杀伤力的猜测是，花旗建议与建行展开九个领域内的合作乃是“木马计”，花旗可从九个项目窥建行之全豹；更有甚者，花旗如果做了尽职调查，建行的商业秘密就尽入其眼底，一旦最终并不入股，建行岂不是门户洞开？建行内部一位曾参与引资人士如此告诉记者。

　　上述种种猜测，可能均对最终结果起到了作用，但对于花旗未见得公平。只有一个可以肯定为事实，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建设银行与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花旗彼此走到很近，却发现终于无法建立相互信任。花旗如第一种猜测所说并没有厘清其中国战略的可能性不会大。可能性更大的是，花旗有一个中国策略，但它与建行的利益并不完全兼容。平心而论，放眼2006年以后的中国银行业，不难想像，未来的花旗与建行将更像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合作者。花旗在华的雄心——如同它的全球竞争者汇丰集团一样——根本不是秘密。

　　“中国企业吸引战略投资者，想学这想学那。”高盛高华一位高层人士评论道，“过去往往是一厢情愿，最后只有战略冲突，没有战略合作。”战略投资者听起来固然很美，“但经常变成美丽的误会。”

　　在最关键的价格问题上，双方也无法达成一致。据《财经》所了解，花旗所开出的价格为1倍P/B(价格/账面净值)。这是一个建行不能接受的价格。

　　至今有人认为，一系列其他事件也对最终结果发生了影响力。如2004年6月23日，花旗投资银行家任克英突被解职；如建行董事长今年3月被要求“协助调查”并辞去在建行所有职务；如在3月花旗集团被美联储申斥，要求其解决其内部控制问题，等等。

　　至迟到2004年底，建行花旗双方均意识到合作可能性趋微；而到今年3月，终于“明确了”。建行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记者。

　　也是在3月，中国银监会公司治理改革课题组出台一份研究报告，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出四点建议，引人注目者，为第四条“竞争回避”原则：“鉴于业务合作难免会涉及部分商业机密，因此战略投资者须在相关领域与银行不存在直接竞争”。4月，该报告的四条建议简化为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所言，即“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正是有所指。

　　又过了三个月，在建行6月2日上市筹备会上，已经没有花旗代表出席了。

　　美洲银行闪电进场

　　建设银行的公开目标是于年底前在港上市。由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是中国商业银行上市路程中不可缺失的环节，可以想象与花旗牵手不成给建设银行带来何等压力。

　　美洲银行的主动出现，于是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意外。

　　美洲银行(NYSE, BAC)是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2004年底的总资产为11104.6亿美元，净资产为996.45亿美元，2004年净利润为141.4亿美元。之所以说它的出现是意外，是因为与规模相仿佛的花旗银行不同，美洲银行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国际扩张行动，惟一的大规模投资是2004年度在墨西哥斥资25亿美元购入西班牙国家银行旗下墨西哥第三大银行Santander Serfin 24.9%的股权。美洲银行在美国银行市场所占份额之大，已经摸到了美联储所规定的天花板——10%，但美国以外的业务只占其收入的5%。它在亚洲更是“基本一片空白”，荷兰银行金融机构及公营部门中国区主管田力告诉记者。

　　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已经跟踪两家银行(指中行、建行——记者注)三四年了。”3月17日首次与建行方面会谈时，美洲银行全球计划与战略部主管格里高利克尔告诉建行行长助理范一飞。

　　克尔是一名老资格的银行收购兼并专家，10年前为美国波特曼银行负责收购兼并的副主席，一手促成了该银行与国民银行(NationsBank，1998年与美洲银行合并)1996年的合并。在美洲银行近年在美国国内的数起大手笔行动如Fleet Boston银行收购案中，他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帮人是老手。”一位参与谈判的建行财务顾问告诉记者。

　　谈判进展快得超乎想象。

　　——3月17日，建行美洲银行双方及中介机构第一次会面；

　　——4月初，建行派员飞往美国，主要交易框架包括入股比例及价格于此役即基本敲定。“真是amazing(令人惊讶)，与最后的定案相差无多。”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4月底，美洲银行派员至北京继续谈判；

　　——5月2日，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近一个月的尽职调查随即展开；

　　——6月1日，双方开始准备有关协议；

　　——6月13日，美洲银行董事会“一致通过”对建行投资案；

　　——6月17日，建行美洲银行签署协议。

　　从始至终，正好三个月。

　　进展如此之快，与建行在与多家投资者有过接触后已经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有关，也受益于建行处于上市进程中有比较充分的来自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的尽职调查资料。同时，无论是美洲银行的董事长兼CEO肯尼斯刘易斯，还是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与行长常振明，都与各自的谈判队伍保持着几乎是即时的联系。

　　美洲银行方面之所以决断如此明快，当与董事长兼CEO肯尼斯刘易斯在公司内之影响力巨大不无关系。

　　今年58岁的刘易斯在美国金融界属极有个性的领军人物。因幼时父母离异，刘易斯自小便打零工养家。在1969年毕业于乔治亚州立大学之后，刘易斯进入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工作，这也是36年来他所惟一工作过的机构。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演变成了今天的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美洲银行，他则从一个最底层的信贷分析员攀至顶峰。

　　刘易斯曾获多个美国银行界专业杂志所颁年度最佳银行家称号。他称自己最重视的素质是“有纪律”和“不妥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最爱看的电影是《角斗士》。批评者称其领导作风太过严酷不近人情。美国《商业周刊》文章中曾引其属下称刘易斯“血管里流淌着的不是血而是冰块”之语。一名基金经理则无法忘怀2000年一次刘易斯当众直斥其白发属下为“鼻涕小儿”的景象。

　　不难想象，刘易斯在美洲银行是多么一言九鼎。6月13日，美洲银行董事会“一致通过”对建行投资案。

　　新的均衡

　　此番建行与美洲银行共签下三大协议：一是入股协议，包括从中央汇金公司手里购买9.1%的股权以及在未来五年半内有权以建行IPO价格将总股权份额提高到19.9%；二是投资协议，即美洲银行承诺于建行IPO时购买5亿美元新股；三为战略合作协议，下属七个分协议涉及公司治理、风险控制、IT、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零售银行、资金业务等方面。每份协议都厚达二三十页。

　　虽然仅近期投资30亿美元之举即已创下了美资公司对华单笔投资的纪录，美洲银行对于分享建行的管理权上并无所求。CEO刘易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洲银行将向建行董事会派出一名董事，将派出50名管理或专业顾问向建行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建行提高“关键领域的管理和经营水平”，但“没有向建行派高管的计划”。

　　美洲银行的中国业务目前规模与汇丰、花旗等相比并不大。美洲银行的业务历来分成公司银行(corporate banking)和消费商业银行(consumer commercial banking)两大部门，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海外，两大部门间均保持相对独立。公司银行部门已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三家分行，而消费商业银行部门进入相对缓慢，至今只在上海开设一家分行。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在接受《财经》专访时称，现有这些美洲银行的中国业务，在双方的协议中均有安排，“未来这些业务可能将通过建行的平台进行”。

　　无论是与汇丰银行还是花旗银行相比，最重要的一点是，“美洲银行不会在建银行网络方面有想法”，荷兰银行的田力评论道，“它只是想通过入股来进行业务合作。”

　　这正是美洲银行董事长刘易斯所表达的意见：美洲银行此番进入建行，是因为其服务的客户们来到中国，而美洲银行须得追随其客户；言下之意，美洲银行的目标在于通过入股建行，扩展其服务企业客户的全球平台。

　　业界认为，两家银行在零售业务、批发业务、资金交易方面均可有所作为；亦颇有论者认为，其以30亿美元出资以“蛙跳”姿态前进中国市场，为明智决定。有意思的是，美洲银行在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业务则为其消费商业银行部门，零售银行业务亦列入了与建行的战略合作领域。但美洲银行在亚洲的零售银行业务近年来却在萎缩之中，似乎也不是此番双方合作的重点，消费信贷中最具潜力的信用卡业务，并不在合作范围中，美洲银行在此领域仅仅是提供技术支援而已。

　　就财务角度而言，对建行无竞争威胁且无控制权要求的美洲银行，此番拿到的是一个相当不坏的交易。因为建行即将寻求上市，双方未公开交易的定价方式，但《财经》了解到，此次美洲银行以25亿美元购入建行9.1%股权，其定价相当于1.15至1.2倍P/B值。

　　美洲银行在纽约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消息公布以后，美洲银行股价微涨。显然，华尔街更关心的是此宗交易带来的即期财务效应。高盛公司在与美洲银行高管层会面后发表分析报告，指出美洲银行的出价相当于建行2005年度预测利润的7至8倍，市盈率(P/E值)低于市场水平，再加上可望获得“可观的红利”，美洲银行此笔出资将为其带来“非常具吸引力”的投资回报，且“马上对其每股盈利产生贡献”。该报告以及另外一份来自信诚证券的分析报告，均对美洲银行表示将不再寻求大规模国际投资机会感到释然。

　　美洲银行所出价格虽较传说中花旗的1倍P/B值报价为高，但与此前惟一可资比较的汇丰2004年8月入股交行案相比，却是颇有不如，交行当时拿到了1.49倍P/B值(每股出价1.86元)。虽然注资重组方式各有不同，但交行、建行财务重组彻底程度相近却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参见《财经》2004年第11期封面文章《重组交通银行》)。

　　假设交易价格的实质性差别(近30%)不是由于谈判者专业水平的区别，惟一的解释就是，怀抱不同在华战略的国际战略投资者们，对于资质相似但准备让渡不等权利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出了不同的价格。此时此刻，不准备让渡丝毫控制权的建设银行，所能拿到的就是这1.15倍P/B值。这代表了一个新的均衡价格。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于6月24日签约入资建行，其所出的价格为1.18倍P/B值。作为机构投资者，淡马锡对于董事席位与控制权更无要求，而其出价比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美洲银行略微多支付了一点溢价，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新的均衡价格。

　　交行成功能否再现

　　6月18日，交通银行赴港IPO获得了较大成功，公开发售部分获得逾200倍超额认购，冻结资金近1500亿港元，国际配售部分也获得20倍超额认购。最终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区间上限每股2.5港元，总计筹资146.6亿港元，发行市盈率为14.8倍；6月23日，交行(3328. HK)正式挂牌上市，首日收盘于2.825港元，较招股价2.5港元又上涨了13%。

　　战略投资者汇丰进入交行，被认为是交行IPO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许与此有关，中行6月21日在京举行了潜在战略投资者的选秀活动。瑞银华宝(UBS)随后于6月23日发表新闻公告，称可能向中国银行投资5亿美元，成为中行的战略投资者；合作范围将包括“仍待议定的若干投资银行业务的商业合作”。

　　据《财经》了解，刚刚获美洲银行加盟的建设银行，已经在6月24日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了上市排期申请书(A-1表格)，由此正式迈向上市最后阶段的进程。交行IPO发行成功，无疑将极大地鼓舞即将赴港的建行，但是，建行携来的美洲银行，非比交行携来的汇丰；交行IPO的成功，恐怕并不可以简单复制。

　　——2004年8月6日，交行与汇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者以144.61亿元人民币持有交行19.9%股权；

　　——汇丰派出两名董事至交行董事会，派出一名高管担任交行副行长，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派出六名高级顾问进入交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具体产品和项目的实施，涉及信用卡、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财务和资产负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战略投资者能否真正改善其入股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治理结构以及专业水准，从而增加其价值，国际资本市场自有法眼。如果不在这一背景下寻求交行上市成功的答案，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只不过，现在看来，交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模式再现的几率不是增大而可能是减少了。

　　6月10日发布的交行H股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在2008年8月18日也就是汇丰入股四年后，“只要政策允许，汇丰将增持至40%”。可能是受刺激于这一消息，很快有消息指出，国务院领导最近重申，要保证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对控股地位，外资入股25%的上限(单个外资入股上限为20%)“不能放开”。

　　由此看来，建行此番引资，颇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新范式。

　　本刊记者于宁，特约记者卢佳敏，特约研究员亚当、王亦玮、安耐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系列文章：

专访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

建行中行2004年报分析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627/130417280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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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公司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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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15日 16:01 和讯网－《财经》杂志

　　法律法规的空白和漏洞、监管真空和疏忽、体制改革的滞后、市场机制发育缓慢，已构成了资产管理公司短暂历史的重要面相

　　□ 本刊记者 凌华薇 实习记者程喆/文

　　时值6月底，中国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先后呈现出兴奋和尴尬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

　　一方面是巨大的商业机会依然源源而至——中国工商银行高达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迎来处置高峰，另一方面是监管之剑终于高高举起——酝酿经时的审计署报告在此刻公布；披露了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处置中的种种怪现状之后，后者的一举一动都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自1998年在商业银行改革洪流的裹挟下应运而生的资产管理公司，其诞生之日便一直存有争议。其评估机制如何建立、市场配套设施何以完备，乃至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最终何去何从，至今仍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中徘徊。而近期审计风暴的来临，正为人们重新通盘思考不良资产处置的机制提供了最佳契机。

　　再分“大锅饭”

　　6月25日，北京银泉宾馆。业界关注已久的中国工商银行财务重组走到了最关键的环节。在当日举办的不良资产招标会上，工行高达7000亿的不良资产，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瓜分完毕。

　　“最饿的人吃得最多。”来自台湾的投资银行家、联华投资董事会主席胡定吾有如是评价。去年在中建两行可疑类贷款招标中一无所获的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此次风头最健，夺得了工行总共35个不良资产包中的17个，债权金额达到2569.9亿元，占全部可疑类不良贷款的56%；位居次席的是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共竞得35个资产包中的10个，债权金额1212亿元。相形之下，去年的大赢家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此番仅中标五个不良资产包，债权金额581亿元；与工行有“血缘”之亲的华融斩获最少，仅中标三个资产包，债权金额227.1亿元。

　　据工行披露，此次35个资产包的平均成交价格，为资产总值的26.5%。

　　经过工行业务的重新分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掌握的不良资产，再一次“自然”地达到均衡——银行不良资产二次剥离，最终分到各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旗鼓相当，不分轩轾。

　　仅仅时隔一年，不良资产市场格局迅速出现了方向性调整，重新恢复了“大锅饭”的自然面貌。

　　2004年6月，信达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中曾“脱颖而出”，以超过华融的微弱优势，一举拿下了中、建两行的可疑类贷款处置资格。根据当时的约定，信达要在两年内批发处置完毕，成为不良资产市场的“批发商”。时至年底，信达准备出售建行的1287亿元可疑类贷款之际，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志在必得，甚至出售了原来的1500亿元资产，虚位以待。然而。信达最终将其出售给了东方。

　　“我们首先找的是华融，其次是长城；后来经过艰苦的谈判，长城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价格，最后东方接受了。”信达为批发业务新成立的市场开发部总经理许志超说。

　　然而，这一“市场化操作”行之不远，便招致业内不满。业内人士透露，长城曾准备召集媒体谴责信达的“不义之举”。最终，这一事端由信达原总裁朱登山亲自致电长城总裁汪兴益而化解。很快，长城就获得了“绝地反击”的机会，在此番工行招投标会上，长城一举夺下一半以上的资产，成为最大赢家。只拿下五个包500多亿元资产的信达大失所望，招标结束后，总裁田国立随即紧急召开中层以上会议，商讨对策。

　　此次工行招标，华融仅中标三个包200多亿元资产，则令外界称奇。在随后的一些场合，华融有关高层向媒体表示，凭着多年对工行资产的了解，华融的出价是符合资产价值的。言外之意，其他公司尽管开出高价，但难以收回成本。当然，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在几个月前，华融已以委托处置的方式，接受了工行2460亿元的损失类贷款。

　　别有意味的是，在工行不良贷款招标前夕的6月23日，银监会刚刚发出风险提示，即《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风险提示的通知》。文件要求各资产管理公司在竞标和接收可疑类贷款时，要做好量本利分析，确保资金的回收率，确保盈利，意在提醒参加招标的公司不能因“抢标心切”而盲目抬高价格。

　　与去年的中建两行可疑类贷款招标不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今年6月13日，央行和财政部共同颁布了《中国工商银行改制过程中可疑类贷款处置管理办法》。央行在本次具体的招标办法中，要求资产管理公司承诺三条：一是严格遵守6月13日《管理办法》中的各项规定；二是要理性报价，客观反映资产价值；三是按时向人民银行偿还再贷款的利息和本金。

　　在前述央行和财政部的文件中还明确表示，中标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回收资金不足以偿还人民银行再贷款资金的，缺口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或由其资本金弥补；最终招标的定价，亦是以超过几家算数平均价的10%作为“去掉一个最高分”的上限。

　　苦口婆心的劝诫和限定，充满了“大家庭”的祥和。理性定价、利润导向本属企业自身的诉求，当这一切都要由外部监管实现，银监会、央行和财政部“三娘教子”式的诚恳中难免透出无奈。

　　“中、建、工行财务重组中的不良资产剥离，与1999年的剥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级经理如此评价。同样带有高度政策性背景、同样动用再贷款收购、接收方同样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尽管形式上增加了尽职调查、招投标的环节，“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

　　审计争议

　　6月27日，工行的不良资产招标刚刚落下帷幕，审计署的年度审计报告便在次日晚上公之于世了。

　　2004年初，国务院即专门指令审计署，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审计。本来按照原定程序，刚刚审计完中行、建行、工行的审计署金融司，去年的审计对象本应是农行。显然此时，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更为紧迫。于是，审计署连同各地特派办，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共投入300多人，抽查资产总计5544亿元。

　　在去年4月试审确定审计方案后，审计署金融司即开始了现场审计。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是第一次接受如此大规模的外部审计，情况复杂，审计署将原本一般到8月底就要结束的现场审计延长到了12月底。在审计过程中，审计署还不断以“审计要情”的形式多次向总理汇报，比如债转股、二次剥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等。银监会在去年下半年要求建行和信达进行可疑类资产的二次交接，与此不无关系。

　　6月28日，在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报告中，虽对资产管理公司着墨不多，但足以振聋发聩。审计署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发现了诸多违规问题，包括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

　　此次审计只是抽查，总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

　　第二天上午，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在出席一次不良资产问题国际研讨会时，成为与会者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此后在接受采访时，阎对审计署有关数字进行了解读：在审计署给银监会的一份报告中，对这715.49亿元做了“具体分析”——其中真正属于违规的有59.4亿元(包含银行的违规行为)，占“问题金额”的8.3%；属于经营不规范的有573.9亿元，占80.2%；涉及违法犯罪线索的有82.17亿元，占11.5%。在查处的总共40多起案件中，涉及资产管理公司的共有八件，涉及案件金额共计3.68亿元。

　　就这一分析而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最严重的问题，仅是违规59.4亿元和违法的82.17亿元，且“都是剥离时的账面价值”，并没有715亿听起来那么“可怕”。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据权威人士向《财经》透露，此次审计署之所以作出上述界定，主要是苦于资产管理公司“无法可依”的现状，即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间不长，法律法规不健全，真正可以定性为“违规违法”的金额只能占小部分，但并不说明其余金额问题不严重。

　　比如，此次审计中资产处置过程中，违规和不规范问题涉及272.15亿元，主要表现为评估和拍卖环节管理不严、走过场，有的甚至虚假操作，故意低价处置；在不良资产剥离环节，违规和不规范问题达169.18亿元。另外，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也造成回收资金损失。

　　上述问题仅从大原则——如“三公原则”、“回收最大化原则”——来判断，情节已属十分严重；但由于相应法规的粗疏和阙如，则难以定性。

　　不良资产的评估与处置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业务，在债权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市场发展不充分导致参照系缺失的现实下，内部人上下其手的空间自然疏可走马。较之违法违规更糟糕的情况是，交易各方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分歧大于共识，这不仅体现在价格的认同上，也体现在操作程序、评估方法等基础的价值认同上。由于缺乏基本的评价工具，也造成了审计署与被审计对象各执一端、是非难辨的现象。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副总经理黄冬生就表示，资产处置的定价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很难简单地以道德标准来进行衡量。

　　无庸讳言，法律法规的空白和漏洞、监管真空和疏忽、体制改革的僵硬、市场机制发育缓慢，已构成资产管理公司短暂历史的重要面相。

　　艰难的转型

　　早在1999年，四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向刚刚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了约1万亿元不良贷款，以及4000亿债转股的移交。当时根据人民银行聘请的外界专家对剥离资产进行的估计，认为回收率应在50%左右。

　　时过境迁，根据银监会新近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7008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433.5亿元，处置进度53.1%，现金回收率仅为20%。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张晓慧曾描绘过不良资产的“冰棍效应”：不良资产发生后立即处置，其回收率为98%，三个月后为75%，一年后为25%，两年后则只有12.5%，几乎呈直线下降。据此理论，人们无法对剩下待处置的资产做出乐观的估计。如果再扣除资产管理公司平均约7%-8%的现金费用率，资产管理公司最后能否盈利，甚至都被打上了问号。

　　在时间与收益率的双重压力下，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空间日益窘迫。市场机制难以一时建立，监管漏洞层出不穷，资产处置效率低下，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如何才能走向正轨？

　　显然，央行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表现并不满意，更对不良资产市场的发育程度难以接受。2004年底，普华永道对关注中国不良资产的境外投资者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五年来，资产管理公司向外资出售的资产在60亿美元左右，对内资出售的资产也只有120亿美元。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不良资产市场，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投资人提供的交易机会稀少，且缺乏连贯性和规范性。

　　普华永道合伙人夏睿思认为，未来中国的不良资产规模宏大，依靠本土市场无法消化，仅仅依靠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更是杯水车薪。

　　2003年底至2004年初，央行一度酝酿过一套新的资产管理方案，即试图通过新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统筹运用央行再贷款，承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使之成为向市场提供不良资产的批发商。这一做法实际上与日韩等国的金融再生计划的思路类似。但由于缺乏法律框架的指引、金融危机的压力，同时又无法回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既已存在且本身已带有浓厚政策性背景的事实，注定了其最终流产的命运。

　　在央行重新构划资产管理体制的方案被否前后，财政部也一直致力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模式改革。财政部目前提出的初步方案是：引进战略投资者，转变国有独资的股权结构，在保证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实现股权多元化，将资产管理公司转变为市场化的金融服务性企业。

　　“现在正在探讨是否有必要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合并为一到两家。同时，我们欢迎中外资的金融类机构共同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例如基金、投资银行等都可以加入进来——只要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好。”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近期公开这样表示。

　　其实，这依然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前进。综观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改革较为成功的案例，一般都是先行通过立法，确定改革的框架后，才开始运作改革的具体步骤。

　　以韩国为例，1998年通过发行不良资产整理基金并借款，授权KAMCO(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并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政策，如放宽了对外资介入银行业的限制，提高了外资持股比例，对不良资产转让免征资产转让税等；通过吸引外国投资者参与不良资产经营，经济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在台湾地区，主要做法则是将资产管理公司定为低管制行业，开放境内外参与投资，同时，在法律和税收上予其优惠条件和地位，推动其对不良资产重整，而非简单的打包出售。

　　不良资产处置良性机制的形成，从来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惟有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构筑流动良好的二级市场，令资产管理公司成为真正市场化运作的主体，才能跳出低效率的简单剥离的误区。

　　本刊记者田启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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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对话青木昌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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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 14:15 和讯网－《财经》杂志

　　吴敬琏

　　中国学者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84年以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比较》杂志主编。曾在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青木昌彦

　　日本学者

　　1962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青木昌彦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主持人语

　　6月间，《财经》杂志与日本最大的经济新闻杂志《日经商务》在北京联合主持了吴敬琏与青木昌彦的一次对话。

　　两位分别是具代表性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读者对于吴敬琏已经非常熟悉。青木昌彦则是备受尊重的日本经济学家，长年任教于世界一流学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非常活跃。学术取向上，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家。他一方面重视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另一方面，他特地在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到日本以亲身体会“另一种转型”。青木昌彦的论文与著作在90年代以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

　　在此次对话中，吴敬琏与青木昌彦两位学者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范式变迁的挑战，谈中日经济合作的必然与必要性，谈中日两国专业人士应该为促成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做何贡献。他们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有经济学家的学术素养，更有学者的良心。

　　中国经济：旧模式与新模式

　　吴敬链：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继续沿用旧模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中国无法承受，恐怕世界也无法承受。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还是在于制度。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

　　青木昌彦：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但如果政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我认为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发挥法治的作用

　　青木昌彦：吴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天能够与您讨论当前一些重要问题，我很高兴。记得我与吴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上。当时在朱镕基副总理的领导下，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财政改革、央行作用、商业银行改革、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虽然人均GDP还有很大的空间，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第二，贸易量占全球第三，中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现在人们比较关注日中间的一些冲突，就这个问题，一会儿我想与吴教授谈一谈。但总之，我想谈的并不限于日中两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视野下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日本有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改革转折时期。美国学者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到底应如何判断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国内官员、学者、舆论有不同看法。您有何见解？

　　吴敬琏：我同意这一判断，即在2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要点在哪里？国内国际有一些讨论，但可能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这也是我最近考虑的主要问题。

　　20多年的改革打破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市场力量在逐渐发挥作用，原来被闲置、被抑制的各种资源能够发挥其作用。中国有几亿训练有素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过去由于城乡分割而被禁锢，不能从事自主的经济活动。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劳动力本身不能被解放出来，也就无从谈起有效利用其他资源。打破计划经济首先体现在人能够作为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自主地发挥作用，各种自然资源自然会被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

　　经过20年的高增速发展，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年来的增长大体上还是采用了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即依靠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我认为，20年来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的事实，已经预示着这种哈罗德-多马式增长的局限性。此次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高潮很快就造成全面资源短缺。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今非昔比，原材料、燃料乃至海运价格飞涨很快就波及全世界。中国政府多年来号召要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但迄今成效不大。转变增长方式是正在制定中的2006年至2010年规划中一个最基本的议题。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继续沿用旧模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中国无法承受，恐怕世界也无法承受。

　　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还是在于制度。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从“破”的角度来说，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被打破，但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还有很大权力。最近几年比较尖锐的问题如土地、信贷等，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到，根子都还在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而从“立”的角度来说，当前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各种制度安排还处于非常幼稚的水平。

　　以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即市场制度为例，沿用道格拉斯诺思理论来划分的话，中国的市场交易形态大体上处于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中，还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第三方执法(即由法院来保障合同的执行)的层次。即便在市场发育得最好的浙江地区，根据去年我在浙江所做的调查，还是依赖于社区关系、商会组织、同乡会组织来执行合同。为什么浙江人在全世界都只与浙江人打交道？原因正在于此。诚信系统无法建立，欺诈行为横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服务业目前在中国很难有大的发展。中国目前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实现物质变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实现交易)那么复杂有效的制度支持。目前中国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还是太弱，所以只能靠拼资源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

　　青木昌彦：我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关于经济交易理论的观点。他认为经济交易中最重要的是合同关系。物与物的交货、清算都是交易双方间的一种约定。合同的执行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商人之间人格化的信用关系在一个给定的有限的区域内可能会有效率，但如果是放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则信用关系必须演化到非人格化的层次，而这种演化必须以法治为前提。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在市场从人格化到非人格化的演变过程中，政府必须是有效的、具执行力的。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不过，虽然政府不能不“强”，但如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我认为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发挥法治的作用，由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国的制度变迁一定要朝向更加民主法治化的方向演进。

　　接下来在演变方向上，我有三个假设。

　　第一，建立“法治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在保证合同的履行、私有财产的认定及保护方面，政府不以人为的协调而以中立的法律来执行制度的实施。

　　第二，一党执政下的“利益协调”政府。在这里，政府的作用与其说是“中立”的，不如说是“主动”的。然而，其主动性不再表现在曾经出现过的从农业向工业加速转移资源时那样，而表现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协调上。目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在加速，所得分配制度急需改革。中国政府目前在“三农”政策上的一些方针和思路体现了这一需求。据我所知，一些国家在其历史上有过一党长期执政的现象，如日本、瑞典、以色列、意大利等国。相当一部分这类国家在解决社会所得分配问题上有过很成功的经验，说明一党长期执政并不一定会构成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障碍。中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既得利益团体，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平衡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诉求？

　　第三，倒退。中国目前国有资产民营化过程中无疑有许多腐败现象，导致颇多人士对于市场化方向本身也出现了疑虑。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今后中国制度引进的方向？

　　吴敬琏：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三农”也就是农村的落后、农业的停滞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这其实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曾碰到的问题，但能不能解决，取决于如何判断及采取何种对策。因为存在“三农”问题，所以中国西部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都较低。这种现象恐怕还会存在相当长时间。要避免落后者更落后的恶性循环，必须调整政策。

　　1994年改革以后的财政体制存在一个缺陷，即各级政府财源及职能过于分散，造成相当多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地方化。中国的法院体系中没有类似英国巡回法院的设置，讼案由各级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断案水平因地而异；法官则由地方任命，法院经费及设施由地方提供，司法地方化的现象很明显，其结果是在审判中出现保护偏袒本地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要改变这一趋势，就需要把司法权力和相应的财政权力上收。

　　关于“中立政府”，我的看法是，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同时是利益多元化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在计划经济阶段，政治家们常常认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表现为大一统的整体利益，而政府是该整体利益的当然代表。如果保持这种思维惯性，则一遇到不同利益群体彼此诉求相冲突的现实，就可能束手无策，或者忽视了某一方特别是弱势集团的利益。

　　本届政府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即弱势集团的利益不容忽视。但是，如何用一套制度去具体地协调和处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好答案。地位稳固的执政党如何调节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相当值得研究。历史上有各种经验或教训，如韩国重化工业运动与其时执政的朴正熙政权，又比如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一个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通常比议会民主制更容易产生大决断。但正因为决策过于集中，所以决策错误的几率也较大。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利益团体都能有机会作公开的陈述，表达各自的诉求；执政党则充当协调者乃至仲裁者的角色，通过当事者之间的讨论、协商甚至辩论，做出一个总体最优的决定。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让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沟通信息和发表独立的意见。

　　青木昌彦：在日本，司法人员必须巡回工作，而且法官由最高法院任命。我想，目前对于中国来说，中央政府集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上世纪80、90年代，地方政府被赋予了很多自主权力，其目标是辖区内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业绩取决于任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这样做的好处是自然形成了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坏处则是鼓励了地方保护主义。现在为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将许多权力重新集中到中央，如分税制的改革，即把法人所得税的征收权完全收归中央，中央政府再按严格的制度把收来的税收分配给地方等。所面临的困难是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方。

　　吴敬琏：我想问题的症结在这里：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提供普遍的规则和公正的执法，而这种职能是不能地方化的。

　　中日经济：正和博弈

　　吴敬琏：中日经济差异性很大，经济互补性之大不言而喻；进一步说，中日经济合作不仅仅是因为存在互补性，还因为中日两国是亚洲最大经济体，对亚洲的繁荣负有责任

　　青木昌彦：我经常用椭圆形来形容日中两国在此地区的重要地位：椭圆形有两个焦点，正如日中两国是亚洲地区的两个焦点一样

　　青木昌彦：关于日中两国经济交流，目前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日中经济是竞争关系，有人说是互补关系；有人说彼此可以合作，也有人说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比如说资源双方是零和博弈。您的看法是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不论是中日之间还是推而广之到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都是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除非彼此不能正确处理，以致人为地激化了矛盾。以前曾经存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各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决定了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如果彼此差异大的话是互补关系，否则就是竞争关系。但全球化进展到今天，价值链穿透国界延伸得很长而且分工很细，彼此无法截断。哪怕在自然资源禀赋类似、发展阶段接近的国家之间，经济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合作具有很大的空间。

　　至于中日两国，资源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都很大，差异大则互补潜力大。最近我去了一次台湾。虽然台湾有的政界人士基于政治理由试图说大陆与台湾经济乃竞争关系，但大部分业界人士，无论在政治上具有何种倾向，都认为大陆和台湾经济之间具有非常强的互补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差异性比大陆与台湾的差异性更大，互补性之大不言而喻。

　　进一步说，中日经济合作不仅仅是因为存在互补性，还因为中日两国是亚洲最大经济体，对亚洲的繁荣负有责任。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合作是当代世界两种相辅相成的大趋势。二战结束以来亚洲经济发展很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落下了货币上过于依赖美元而经济上过于依赖对美出口的病根，金融体系相当脆弱。如果美元剧烈波动，会对整个亚洲区经济发生重大冲击。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认为1997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与此前美元波动有关。亚洲需要展开区域经济合作，如果将来能出现亚洲货币，对于亚洲的稳定繁荣将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如果中日两国不能够合作，亚洲区域合作很难进行，好比德、法不合作则无欧盟。

　　青木昌彦：日中两国经济互补，两国合作与发展对亚洲和全球经济有很大意义，对此我完全赞同。您刚才提到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沿用旧增长模式，不仅将妨碍中国自己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也无法承受。我想补充一点，能源与环境压力将构成旧增长方式至关重要的限制条件。这方面，日本的环保经验和技术正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举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后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很严重的大气污染、公害污染。60年代末，政府因环保问题束手无策而受到严厉批判，其结果，地方选举上批判政府的势力获得胜利。其时美国出台了一个对于环保要求非常严格的“马斯基”(Muskie)法律，这一法律直接影响到日本汽车对美出口。迫于这种压力，日本在70年代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环保法律。此后，日本汽车行业在环保技术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打下了日本汽车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有趣的是，美国的那部“马斯基”法律最后由于难于执行而被放弃了，但日本的环保法律延续至今。

　　您刚才提到日中经济关系是正和博弈，我非常同意。目前两国在东海油气开发问题上的争执令人担心。在分界线上开发的双方肯定会出现互不信任的问题，经济学上对此有一个术语，称之为“共有地悲剧”。我认为类似东海油气开发这样的问题，两国必须共同摸索共同开发的途径，以避免“共有地悲剧”。

　　关于东亚地区合作，我经常用椭圆形来形容日中两国在此地区的重要地位：椭圆形有两个焦点，正如日中两国是亚洲地区的两个焦点一样。日中两国如果不能更好地在地区合作中发挥各自作用，则亚洲竞争力必受影响。不过，尽管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比过去加速了很多，要实现亚洲共通的货币仍然很难。虽然我们都看到了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欧元所带来的福利，但同时也要看到，尽管欧洲各国有相近的文化和背景，走到今天也是充满波折。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货币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及资本流动，三者不可兼得。中国政府目前选择了牺牲资本流动。我认为在开放的经济体中，尤其随着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的实现，2006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国内市场开展业务将没有限制，逐渐考虑资本进出的弹性运作恐怕是需要的，人民币的变革势在必行。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有关机构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但汇率问题处理不好，将对中国国内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例如1985年美国通过纽约广场饭店协议使日本政府被迫改变汇率，一夜间大大减值了巨额对日赊款。我们不希望人民币重复这一历史。另外，人民币汇率改革可考虑走向与美元、日元、欧元等多种外国货币一揽子挂钩。这当然不是一夜间就能完成的改革。您刚才提到亚洲地区实现统一的货币，人民币改革也是基本前提。

　　吴敬琏：货币稳定有两种含义，一是国内市场上币值的稳定，二是汇率稳定。我认为汇率稳定并不是最重要的目标。虽然汇率的剧烈变动会对经济发生扰乱，但根据供求的变化实现汇率浮动，正是配置资源的必要机制。牺牲资本流动其实是牺牲了效率。1998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实际变成了固定汇率，而且倾向于低估。这不但影响资本在不同国家的流动提高效率，也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提高效率。

　　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有共识，即汇率的形成机制一定要回到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只有在汇率发生剧烈变动时中央银行才入场干预。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们也认为，改变需要时间，匆忙地改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日关系：“政经分开”

　　青木昌彦：人们比较担心如果当前的“政冷”延续下去会引发“经冷”。对此我提出一个对于日中两国交流的思路，就是政治与经济分离

　　吴敬琏：我同意“政经分开”这种说法。我对“政经分开”的理解是：不要把经济上的问题政治化

　　青木昌彦：对于当前的日中关系有一种说法是“经热政冷”。现在人们比较担心，如果当前的“政冷”延续下去会引发“经冷”。对此我提出一个对于日中两国交流的思路，就是政治与经济分离。这个问题容易让人误解，我想具体谈一谈。

　　首先，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不愿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战前是国家宗教机构，其职能就是祀奠为国家牺牲的亡灵。战后的日本宪法已明确日本永不再发动战争，而且确定了政府和宗教分离。靖国神社已经成了民营化的宗教法人。因此，许多日本国民都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很反感，有些人还起诉了首相。在多起诉讼中，法庭未做出一起首相作为一个“公人”(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是“合宪”(符合《宪法》)的裁决。其实，从1977年甲级战犯的灵位放入靖国神社以后，日本天皇——日本宪法的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征——即明确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我认为之所以不应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因为中国或韩国的反对，而应当是日本国民基于对发动战争历史的反思而作出的决断。

　　再说，日本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神道教只是一种宗教，不代表日本国家，日本还有不少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我认为祭慰死者，应该允许采用多种方式。允许这种多元化，也是一种日本的行为方式。国家不应指定一个宗教强加于国民。

　　此外，应该鼓励更多的日中两国专业人士包括商人、学者乃至媒体之间的交流。日中各行业专业人士应秉着专业智能、知识和良心彼此深化交流，提高两国的相互认知。对于目前的“政冷”，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吴敬琏：我同意“政经分开”的这种说法。我对“政经分开”的理解是：不要把经济上的问题政治化。各国在经济关系上总会出现一些摩擦，哪怕在美国及其亲密盟国间也如此。把商务上的摩擦政治化并变成两国的政治问题于国无益。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又是有联系的。两国间如果在政治上有相互谅解，那么经济合作也将比较顺畅。总之，我们既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要加强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

　　要加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首先遇到的就是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说过很多次要“往前看”。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恐怕很难正确地对待未来。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现在的日本国民)侵略中国的暴行，不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会忘记，下一代中国人也不会忘记。中日战争时我才十岁，在重庆躲空袭警报的记忆今日犹新，大轰炸两天伤亡数千人。如有人否认日本军队曾经犯下暴行，或声称对战犯的审判是不合法的，或声称“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亚洲人民，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非常反感。不过对于日本方面少数人的错误言行，我也主张要非常理性地对待。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屈辱的近代史酝酿了人民对于列强的强烈反感，加上政府长期无能，所以人民对于列强压迫的反应，经常不是理性抗争而是情绪宣泄，100年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虽然1949年以后情况已经变化，但是这种民族情绪仍然“一点就着”。

　　当然，要解决这种问题，中国方面也需要对自己的民众进行教育，指出非理性的做法是不对的，是与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两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此都负有责任，要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同胞月前在反日游行中有过一些很不理性的行动。对此我曾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谈话，表示了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诸如砸领事馆等非理性行为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从日本传来的某些消息也感到不可理解。这说明我们两国的有识之士需要做大量工作来加强两国间的交流，建立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不理性的行为往往是因为无知。有些年青人砸玻璃，但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右翼言论代表多少日本民众。我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讲，有许多日本朋友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希望中日友好，但街头激愤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一无所知。我们要通过各种专业人士的交流达至相互理解，并通过两国的专业人士把信息传递给大众。这样会有助于事情解决。我很同意青木教授刚才的观点。

　　青木昌彦：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认为发动战争的领导人为无罪者，在日本是少数。绝大部分日本国民是清楚历史的。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现在日本首相的做法受到中韩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批判后，日本国内出现一种情绪，觉得日本政府不应听到别国的指责便改变行为，出现了一种逆反心理。我觉得，日本人必须将此事当成日本人自己的事情，认真反省一下当初日本为什么发动战争，为什么战争会扩大，为什么做了那些非人道的行径，要实实在在地总结制度性教训。有了这样的科学的反思，才会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认真考虑日本为世界和平到底应该做什么。

　　总而言之，听了吴敬琏教授对日中关系的观点，以及您对于两国加强交流的积极建议，我深受感动。我希望以此为方向，加深双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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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金融巨贪”挪用公款1亿余元被处决(图)


NEWS.SOHU.COM 　　2005年07月22日11:19　　新华网





宋丈艾被押上囚车 王文波／摄


　　新华网北京7月22日电 （郭京霞、李京华）北京市一名普通业务员蜕变为“金融巨贪”，贪污、挪用公款1亿余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将贪污犯、挪用公款犯宋丈艾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宋丈艾虽然只是一名金融机构的普通业务员，手中却掌管着1．4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他正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贷款用途，私刻国家机关部门印章和负责人名章，伪造金融票证等手段，贪污和挪用公款一亿余元，给国家造成巨额财产损失。

　　据介绍，宋丈艾今年48岁,出生于湖南衡阳,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1986年10月到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后更名为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一部任业务员,系国家工作人员,宋丈艾在公司主要负责信托存、贷款和委托存、贷款的业务。

　　1992年至1997年间，宋丈艾先后开设并控制了京华实业总公司、京裕商行、富文泉公司、玉麒麟商贸中心、中科公司等五家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银行开立的多个账号。宋丈艾向公司隐瞒这些账号由自己控制并使用的事实，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虚报贷款用途的手段，自己经办向上述单位的贷款并将贷款直接打入这些账号里，或者是予以侵吞，或者是用于投资房地产，或者炒股，经营牟利。

　　国家某部条财司曾经存入华融公司人民币1．4亿元，并在该公司开立了存款账户。此后，由宋丈艾负责该笔资金的存贷款业务。宋丈艾利用经手此笔存款业务的职务便利，对本单位领导谎称条财司要取款，骗取领导同意后，利用其掌握的两张空白“委托付款凭证”，于1997年2月、4月从华融公司财务领取共计人民币2800万元的转帐支票三张，后其私刻了条财司的财务章、人名章，并将该支票私自以条财司的名义存入其他银行，分五次将2800万元骗出，全部转入其个人控制的富文泉公司在北京证券公司小西天营业部开立的股票账户内。同年5月，条财司索要1．4亿元本金余款时，宋丈艾从股票帐户内提取500万元付给条财司，用该款偿还剩余本金。宋丈艾将余款用于申购原始股股票，后将原始股股票抛售后，将该款及营利款转入自己掌控的富文泉公司等单位的帐户，用于非法拆借、归还富文泉公司等单位的贷款及个人欠款等。

　　1998年4月，条财司向华融公司调取2800万元的存款利息时，华融公司发现其委托存款账户上原先的2800万被他人取走，宋丈艾有重大嫌疑。同年5月，华融公司作出让宋丈艾下岗的决定，并要求宋与公司对账，宋丈艾感到大势不妙，便毁掉自己经手的原始单据后仓惶携款出逃。宋丈艾先后使用多个假身份，分别在长沙、广州等地开立股票帐户，进行股票交易。1999年6月16日，宋丈艾正躲在广州的住所守着电脑炒股票，被广东省公安机关抓获。宋丈艾终于在潜逃1年多后落网。

　　经法院审理查明，宋丈艾共计作案20起，其中贪污一起，贪污公款2300万元，挪用公款19起，挪用公款8259．6万余元，被挪用的款项于案发前归还7510万元，尚有749．6万元未归还。宋丈艾贪污、挪用公款总共超过1个亿。

　　2003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判处宋丈艾死刑。2004年8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宋丈艾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5年7月21日，宋丈艾被依法执行死刑。搜狗(www.sogou.com)搜索:“宋丈艾”,共找到 287 个相关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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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释疑巨资重组金融机构 承认历史遗留包袱


NEWS.SOHU.COM 　　2005年07月14日07:28　　中华工商时报


　　【记者徐思佳13日北京报道】

　　承认转轨期间形成的历史遗留包袱 建立更加完善的财务会计拨备等制度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政府应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的目的。

　　周小川说，当前社会上对花费大量资源来改革和重组金融机构存在疑义。这种疑问认为金融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避免风险、危机和不稳定，避免给政府添乱。并以此认为，既然金融机构风险集中，就把它关了，关了就不会再出风险了。

　　对此，周小川认为，此种想法过于狭窄而且只重近期因素。因为政府机构不能仅仅只担忧风险。如果把有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关掉，导致金融服务不足，经济必然会受到损害。周小川还举例说，中国农村某类金融机构发展不健康，关闭后农村金融服务显得不足，有人就评论说拖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后腿。拖后腿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服务不足，使储蓄资金无法作为一种重要要素资源有效配置到经济中去，由此造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效率会产生明显的负效用。周说，虽然金融业本身会产生风险，但它又是一种风险吸收机制。如果功能发挥的好，金融市场会起到吸收、缓冲和化解风险的作用。

　　据统计，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2005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又获得150亿美元的注资。

　　2005年6月16日汇金公司发布对银河证券进行注资重组的消息。对于汇金的注资金额，外界传言有从几十亿元到上百亿元不等的金额。

　　2005年7月5日，央行行长助理刘士余公开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将通过汇金、建银投资对重点券商进行财务重组。据悉，首批注资券商可能有8家，分别是申银万国、湘财证券、华安证券、中富证券、天同证券、北京证券、华夏证券和中国科技证券。

　　业内人士估计注资券商的总规模大约在600亿元左右。

　　对于上述的巨额注资，周小川的解释或许会成为最好的注脚。

　　周说，金融机构是否强健并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需要通过改革来使多数金融机构强健，使它们既降低风险，又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并以此促进经济。

　　周小川表示，要使金融机构强健，要加强金融业配置资源的功能，就意味着政府对金融机构转轨期间形成的和历史遗留的包袱要认账、要剥离；政府要建立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的财务、会计、拨备和税收等制度；政府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必要的管制；政府要推动市场的发育并促成竞争性市场机制，解除对价格的不必要的管制，使市场发挥作用；要促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提高定价能力；要积极稳步推进有利于形成市场定价机制的各种工具。

搜狗(www.sogou.com)搜索:“周小川”,共找到 855,089 个相关网页.

（ 责任编辑：铭心 ）


http://business.sohu.com/20050714/n2263019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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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16, 2005 Thursday
London Edition 1

SEC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 ASIA; Pg. 12

LENGTH: 454 words

HEADLINE: EU told to face challenge of China on trade

BYLINE: By RAPHAEL MINDER

BOD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will face repeated tensions over trade unless European businesses respond rapidly to China's growing manufacturing clout, Peter Mandelson, the EU's trade commissioner, warned yesterday.

He was speaking after announcing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shoes, only days after negotiating an end to a trade dispute with China over textiles.

The investigation could last nine months and result in the imposition of anti-dumping duties if Brussels finds evidence of shoes being sold below the cost of production.

Mr Mandelson told a conference on EU-China relations that he expected trade friction to spread to other sectors as China continued its economic progress.

"Yesterday textiles, today footwear, tomorrow what? Consumer electronics? Cars? Where will it go and when will it end? We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a story and not the end."

Mr Mandelson said he "won't fight shy" if the footwear probe proved that Chinese shoes were being sold in Europe below the cost of production, even though Beijing could respond with a complaint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Exports of Chinese shoes to the EU have increased by 700 per cent this year.

However, Mr Mandelson said he remained firmly opposed to "the unhealthy protectionism that is arising in Europe just as it is in America".

While stressing that he could not "ignore politically" the distress signals from European manufacturers, Mr Mandelson said he was ready to challenge politicians who suggest that "we can pull the economic blanket over our head and somehow the economic hurricane will pass".

Bo Xilai, the Chinese commerce minister, praised Mr Mandelson at the weekend for negotiating a truce over textiles rather than resorting to sanctions, as Washington has done by re-imposing import quotas on some categories of Chinese clothing exports.

But Mr Mandelson warned that such a conciliatory approach on textiles was not a template for future trade frictions.

"We can make pragmatic interventions but the idea that we can simply roll out some comprehensive general plan to resolve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us and the Chinese is an illusion," he said. Instead, he urged European companies to speed their restructuring efforts and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to counter cheaper imports. "I am not going to be remembered for my mandate as the man who turned his back on free trade."

The European footwear industry has forecast that employment in the sector could halve in two years, from 290,000 jobs at the end of 2004, with countries such as Italy, Spain and Portugal most vulnerable.

In the first four months of this year, shoe prices in Europe have fallen 28 per cent, with Italian shoe imports outstripping exports for the first time.

LOAD-DATE: June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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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18, 2005 Saturday
Asia Edition 1

SECTION: ASIA-PACIFIC; Pg. 2

LENGTH: 514 words

HEADLINE: China's central bank tightens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forms

BYLINE: By RICHARD MCGREGOR

DATELINE: BEIJING

BODY:


China's central bank has tightened its grip on top-level financial reforms, positioning itself ahead of the securities regulator to take a pivotal role in a long-awaited shake-up of the stock market.

The entry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nto the highly contentious securities sector follows a battle with the Finance Ministry over the past 18 months to take control of key policies in reform of the large state banks.

The PBoC's key advantage in both sectors has been its access to the government's huge foreign reserves and other emergency funds which can be us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banks' Financial Stability Bureau.

The PBoC has used Dollars 60bn (Euros 49.9bn, Pounds 32.9bn) from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o recapitalise the three largest state banks and this week indicated it would tap into its resources to extend loans to two securities companies.

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 a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under the central bank, is also reportedly preparing a cash injection into China Galaxy Securities, the country's largest brokerage, as part of a scheme to bolster the securities market.

The PBoC's aggressive policy initiatives on a range of fronts, including an initiative for a stabilisation fund for the stock market, have confirmed Zhou Xiaochuan, the central bank governor, as the most powerful official for financial policy.

"Zhou's intellectual authority means that the PBoC is the natural leader of reform," said Stephen Green, of Standard Chartered in Shanghai. "He also has close links with his seniors, which means he is generally trusted."

Mr Zhou, as a former head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 stock market regulator, has a personal network throughout the finance industry.

A senior CSRC official, who asked not be named,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PBoC under Mr Zhou was taking over som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securities regulator.

In attempting to reform the banks, the PBoC and Liu Mingkang, the banking regulator, have long been at loggerheads with the Finance Ministry, previously the sole shareholder in the four big state-owned lenders.

The two institutions have argued that the Finance Ministry's heavy taxation of the banks, and its refusal to recognise realistic deductions to take account of capital set aside for bad loans, has impeded bank reform.

"(The ministry) disallows all sorts of costs that normal banks the world over can deduct as the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said an adviser to the Chinese industry.

The Finance Ministry has already lost battles with the PBoC over the state banks.

Huijin became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in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the Bank of China after cash from th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as used to recapitalise them. The ministry fought a rearguard action in the recapitalisation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retaining a 50 per cent share, with Huijin taking the remainder.

A resolution of the tax issue has yet to be announced, but the ministry has given ground by acknowledging the banking regulator's system for provisioning for bad loans.

LOAD-DATE: June 1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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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05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21, 2005 Tuesday
London Edition 1

SECTION: COMPANIES ASIA-PACIFIC; Pg. 29

LENGTH: 403 words

HEADLINE: UBS in talks to buy Bank of China stake BANKING:

BYLINE: By FRANCESCO GUERRERA

DATELINE: HONG KONG

BODY:


UBS is in talks to buy a multi-million dollar stake in Bank of China, the country's third-largest lender, in a move that could increase the Swiss group's chances of winning a coveted advisory mandate for BoC's USDollars 3bn-USDollars 4bn overseas listing.

UBS and other foreign rivals will today begin "pitching" to win a role on one of Asia's highest-profile deals of the past few years.

News of the Swiss bank's talks with BoC come weeks after Citigroup was stripped of its underwriting mandate on the USDollars 5bn listing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mid accusations it had reneged on a pledge to become an investor.

The US group was believed to have offered to buy a large stake in CCB last year just before beating fierce competition to become one of the advisers on its oversea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The CCB stake went to Bank of America, which last week agreed to pay USDollars 3bn for a 9 per cent holding. Citigroup's problems highlight the competition and risks faced b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roups in striking deals with China's troubled "Big Four" state banks.

Global banks, including Deutsche Bank and JPMorgan, have been reportedly looking to buy stakes in large Chinese lenders ahead of overseas listings. UBS declined to comment. However, people close to the situation stressed that any decision to buy a stake in BoC would not be linked to the underwriting mandate.

They said BoC's IPO, likely to take place next year, would generate fees of USDollars 140m to be shared among at least three underwriters, while a stake would cost more than that.

Analysts said UBS would have to decide whether a stake in BoC, which would help it to tap into China's fast-growing market for financial services, was a sound investment on its own merits. Unlike Citigroup, UBS had not offered to become an "anchor investor" in BoC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ccording to people close to the situation.

RBS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 talks to buy a stake that could be worth more than USDollars 1bn in BoC and its involvement would limit other investors to smaller holdings.

Although a stake purchase would increase UBS's chances of winning the underwriting mandate, the Swiss bank is already considered a favourite because of its long-standing links to the Chinese lender. Goldman Sachs and 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 BoC's investment banking arm, are the other banks tipped to land advisory roles.

LOAD-DATE: June 2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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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腐败案高发引发问责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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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4:28 时代人物周报

　　文/丛容

　　6月23日，中国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交行股票以2.825港元报收，比2.5港元的招股价上升了13%；成交共有51.58亿港元，位列当日成交金额榜首。作为国内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由董事长蒋超良和行长张建国率领的交行后发先至，成为第一家成功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


　　本来，这个“第一”的位置可能是属于建行、属于张恩照的。

　　对于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中国建设银行来说，他们现在不仅要为上市做各项常规的准备，还必须应对前董事长张恩照正在美国被起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建行一再解释这是张恩照的个人行为，但区区一百万美元的咨询费，毁掉了张恩照的职业生涯，严重影响了建设银行的声誉，拖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交易。

　　而从王雪冰到刘金宝、余振东，中国银行在上市过程中频频爆发的金融大案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些随着国有银行上市步伐加快暴露出的金融大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各银行及其分支银行的行长有关。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问题行长”就像是银行上市路上一路踩响的地雷，它炸响的频率与银行冲刺上市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出问题的行长已经成为每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当家人的难言之痛——有时他们自己也身陷其中。

　　从道德上指责是最容易也是最无意义的，我们试图从中国银行行长的变迁中找出他们行为的因果逻辑。

　　2004年8月，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接近终局的时刻，按中国银行的股改方案，中行宣布新设董事长一职，由原行长肖纲担任；行长一职由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调任；

　　稍后，建设银行进行了类似改革，原行长张恩照改任董事长，行长由常振明担任。

　　而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从来没有董事长一职，也就是说，在资产上万亿，掌握国家金融命脉的四大行中，从来没有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出现，而仅仅由党委领导下的“一把手”来做决策。对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传统，但面对日益市场化的实体经济的需求与诱惑，面对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挑战，这一切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党委和董事会的职责问题很快引起了“洋董事”们极大的疑虑和质询。据说，有一位英国银行家坚决要求参加中国银行的党委会议，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银行中是党委而不是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当中方以“您不是党员”为由婉拒时，他甚至认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代表我参加？

　　若干年后，人们或许会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传诵，但现在它却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转轨过程中的错乱与迷惘。

　　这样的错乱与迷惘，集中在一个个负责经营决策的行长们身上，就成了很多罪与罚的根源。

　　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现任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他的关于金融腐败的研究中描绘了一种金融改革中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不喜欢传统计划体制，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同时他们还不喜欢透明度，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很难进行。

　　腐败行长正是这一利益集团中的典型。根据谢平在2003年的调查，在3561份问卷中，调查主体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隐性收入占总收入的20%-60%，全国平均为28%，特别是金融机构负责人隐性收入接近50%，信贷人员则超过30%。其中监管当局负责人的隐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门负责人和一般经办人员。因为金融腐败，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

　　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以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并未能阻止资本金再次从安全线内滑落。而此次国务院拿出450亿元的外汇储备，只不过解决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银行的资本金问题。以上市促改革，花钱买制度，能不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的行长之痛？

　　当银行不完全是企业时，很难要求行长是一个银行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一代“银行家”，有相当一批人在不正常的状态下迅速地陨落了。中国银行业中的“行长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将取决于银行业整体治理水平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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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http://news.sina.com.cn/c/2005-07-04/142871267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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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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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4:28 时代人物周报

　　违规行长4+1

　　-本报记者 石玉

　　在中国政府加大打击金融犯罪的今天，银行系统的违规行长可谓车载斗量，但最有名的可能要数以下这个天王级明星组合：原建设银行董事长、行长张恩照、原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行长王雪冰、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刘金宝、原国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

　　张恩照 致命的高尔夫

　　自从辞职那天起，关于张恩照为何突然“出事”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比较多的说法是张恩照出事源于受贿，但至于受贿的地点和来源则又是版本多多。而其以前的老领导、老部下们则不愿意相信他会受贿。

　　而建行直到2005年6月20日，才在其网站上宣布：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违纪，目前正在接受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审查。这是该行首次公开承认张恩照“涉嫌违纪”。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张恩照是栽倒在美国的法律面前。

　　一家注册地在中国、英文名称为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的公司，于2004年12月9日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控告美国著名金融IT服务供应商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FNF)及旗下子公司Fidelity Information Service(FIS)合同违约，违反了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同时其向张恩照的“行贿行为”，违反了美国相关法律；而张恩照等人的行为则构成蓄意干预合同实施。

　　起诉方曾于2001年协助FIS向中国建设银行销售银行管理软件系统。根据合约，如交易达成，Grace &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有望获得近6000万美元的佣金。但起诉方指控，FIS公司于2002年5月款待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张恩照进行了一次加州“高尔夫之旅”，在全球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加州卵石滩度假。

　　在此行中双方签署了新合同，导致原告未能获得FIS此前承诺的佣金。这个交易的另一部分是，FIS为张恩照租借了高尔夫球杆，并以咨询费形式向其支付了100万美元。FIS的这些行为，构成了对张恩照的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规定。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焦志勇副教授为《时代人物周报》分析：“其实这个诉讼本身不是针对张恩照的，而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作为民事被告，美国方面也没有权力要求张恩照去美国受审。”

　　尽管如此，这桩案件毕竟暴露了张恩照受贿100万美元的事实，因此，张恩照在事发后以个人原因辞职。

　　张恩照究竟还会有什么问题，得等待纪检部门的调查结果。可是张恩照栽在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上，也有其必然性。

　　张恩照祖籍山东，他和惟一的妹妹都出生在上海。其父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上海煤炭公司工人，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人生活极为清贫。1963年，张恩照幸运地被招入上海建行，并在两年后成为了拨款员。文革结束后，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老员工和骨干，在建行恢复业务的过程中，没有读过大学的他成了很多人的培训老师，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基础。

　　由于出身贫寒，张恩照在当上上海分行行长之前的生活一直非常俭朴，“懒汉布鞋”是他的最爱。

　　1982年，张恩照争取到了去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主动承担了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对外，这个部门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

　　大胆的他仅仅根据书本上的知识，就组织了以花旗银行为首的财团通过建行为上海石化总厂进行转贷，同时策划发行了8亿元人民币债券。此举的成功，不仅得到了媒体、领导、同行的赞赏，也引起了政府领导的注意。

　　1984年开始的上海石化30万吨乙烯工程筹资项目的成功，更使张恩照短短三年完成了“连升三级”的奇迹。此时，张刚满40岁，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行长。

　　张恩照的上海分行行长一做就是13年。在这期间，他大批起用自己的学生，上海建行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是他的学生。 他的地位也相应得到了巩固。

　　在业务顺利的发展中，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张恩照开始沉迷于网球、高尔夫，还喜欢上了游艇。不抽烟不喝酒的他却喜欢吃价值千元的极品两头鲍，并成为了一些富豪们的座上客。

　　顺风顺水的张恩照在1999年10月被调到了总行，半年之后就成为了王雪冰的副手，在王雪冰突然倒台之后，他成为了新任建行领导，还一度候选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

　　如果没有那一次高尔夫之旅，没有那100万美元，张恩照现在也许正率领着建行员工张罗上市，而未来他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上两头鲍了。

　　王雪冰 嗜名表的优雅“银行家”

　　王雪冰一直有做银行家的野心，《中国青年》杂志在1988年第二期上以《出航没有避风港》为题，以王雪冰为主人公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在中国银行内部“人们议论纷纷”，震动余波甚至持续到王雪冰事件之后。文章开头的几句话让很多人难忘:“36岁，是一个应该追求稳妥的年龄了，铁马金戈的梦想本该成为过去。36岁的王雪冰却仍沉浸在冒险所带来的亢奋中。”

　　中国银行，被业内人士喻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领舞者”，也被著名的美国穆迪公司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他们未来的目标之一是:成为下一个花旗银行。

　　当时王雪冰是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这是他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第二年。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戴乾定说，那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提升的时节”，几个月之后，王雪冰升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这一次升迁在中国银行很不常见”，戴乾定说那是“创造性的提拔”。

　　纽约分行开业后，中国银行总行随即将在北京与国外代理行做的资金拆放和外汇买卖业务，逐步交由纽约分行代总行在纽约市场拆放和买卖成交。王雪冰也在这里找到了能容纳他的大银行家梦想的王国。

　　王雪冰有句“名言”：“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这句话是他对国外同行最爱说的一句话，一些外国同行也认为王雪冰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中国银行官员:“在中国和国外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颇有见地的讲话，他非常专业，非常聪明，一直强调效率和盈利性。”

　　王雪冰应当是工农兵大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业内人士对他能力的评价。王雪冰曾著书《欧元实务》，熟知他的人都说，王雪冰对欧元的研究颇有造诣。

　　在传奇色彩上，他可以与朱小华相比。

　　1977年，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王雪冰工作仅一年，就被中行总行派到了伦敦分行做交易员。当时分到中行的大学生有几十个，而能被派到伦敦去的只有四、五个。伦敦分行当时是中国银行在国外的主要基地。中国的外汇都换成英镑放在伦敦分行，而国家黄金储备大部分也都在伦敦分行。

　　到1981年纽约分行开始营业时，王雪冰又是被选派去的两、三人之一，主要是负责外汇交易，利用香港、伦敦、纽约的时差，做到每日24小时交易不断。等王雪冰从纽约分行再回到国内的1988年，他已经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资金部副总经理。

　　同行普遍承认，王雪冰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trader(交易员)。而且是一个被西方银行界认可的专业人士，“他做黄金交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排得上名的交易员”。

　　王雪冰曾成功地做了一笔黄金交易，一笔交易换来了一座大厦——就是位于北京阜城门的中国银行原来那栋大楼。

　　有关王雪冰技术能力的，还有几个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如“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银行在香港阻击索罗斯时所起的作用”、“中国银行充当电信盈科收购香港电信的背后力量”等等。

　　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亲自参与操作的“业务”，一年能赚到的钱，相当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全年的利润。“他炒澳元，能在货币市场上把澳元砸了下去，从而在出口大宗货物方面赚了很多钱”。

　　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王雪冰有了实现他大银行家之梦的平台。中国银行有关资料显示:到1992年末，该行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比1982年增加30倍和47倍。贷款项目表现尤为突出，不但成为该行利息收入重要来源，而且王雪冰在1991年设立了信贷管理部，负责统一授信工作，加强对贷款项目的审批、发放等工作以及实行预警监测办法，使不良贷款逐年有所下降，到1992年降至1.3%，已在提存准备金范围之内。

　　对于王雪冰，《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写道“从不穿聚酯衣服、喜欢法国餐馆、还有波尔多葡萄酒”。他爱抽烟斗，打高尔夫。他被形容成“优雅的银行家”。即便后来在法庭上受审，王雪冰也西服得体，领带颜色偏深，恰似标准的银行工作着装。

　　王雪冰的原部下们说起他的日常喜好，前面都用“嗜”字修饰:王雪冰嗜酒。司机到他家里送一个急件，看到王雪冰正坐在一群文艺界大牌人士之间，喝得满脸通红。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风雅的追求。王雪冰说：“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钱财。”王雪冰认为，玩车，那是穷人的爱好，富人应该玩表。他所收藏的名表每只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品牌达几十种，有“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百达翡丽”等等。

　　对王雪冰的审查，最直接的导火线就是给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形象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纽约分行”事件——当时，美国货币监理署(OCC)认为中行纽约分行存在“一个欺骗性的信用证问题，一桩欺骗性贷款，未经授权的授信及刻意隐瞒和其他可疑行为”。在OCC即将公布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两年调查结果的前几天，王雪冰被立案审查。

　　2003年12月10日，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以“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王雪冰在1993年至2001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不过，2002年11月初中纪委公布对王雪冰的审查结果，还提到了其“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和中国银行行长期间，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王雪冰事件”在国际金融界引起的震荡之大，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银行行长职务犯罪应有的反响。如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就称：“王雪冰在2002年1月被抓，震惊了许多外国银行家。王雪冰流利的英语和清理国有金融体系并将其国际化的追求，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小华 从奢华中跌落

　　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朱小华每周去夏威夷的高尔夫之行，最终将他送进了监狱。

　　朱小华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浙江人。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金融生涯。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然后是处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1993年7月，44岁的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6年10月，他又出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这是国务院设立在香港的窗口企业，与中信公司齐名。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朱小华热”。

　　朱小华春风得意的时候，据说比王雪冰还有派头。每个周末从香港乘头等舱飞赴夏威夷度周末、打Golf，是他少不了的休息。左右自然伴有美女不断。香港媒体公开报道称，不少港台美女都是朱小华的贵宾。

　　在权利失去约束之后，朱小华的所作所为让人简直触目惊心。根据新华社2002年11月1日的消息，“朱小华于1997年至1999年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1999年，大红大紫的朱小华被从香港召回，从此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直到2002年8月，通过新华社发布的中纪委、监察部的通告，人们才重新在媒体上见到他。

　　2002年10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朱小华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朱小华的贪欲毁掉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原本幸福的家庭。1999年7月朱小华刚刚被中纪委监察部采取“双规”措施后，其妻任佩珍闻风而动，于1999年8月携带赃款逃往美国。但2000年11月，任佩珍因难以承受压力在美国自杀身亡，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接连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

　　刘金宝 捞遍沪港

　　2003年5月底，时任中银香港总裁的刘金宝被突然调回北京。事后证明，他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调查。不久，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亦双双被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立刻成为当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新闻事件之一。

　　刘金宝曾作为佼佼者被派住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外汇和黄金交易员之一,业绩不俗, 乃至五年之中三次提升，被看好为“金融新星”，更曾获评为“上海十大杰出青年”。

　　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刘金宝事件给人的印象是“又出来了一个”。而刘金宝出事无疑是去年的王雪冰事件的某种延续。

　　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前中央金融工委就已开始对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进行调查。刘金宝出事和他在1993-1997年间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的 “问题贷款”有关，而这些“问题贷款”中的部分又与周正毅有关。

　　对刘金宝贪污罪的指控，涉及其在沪港两地任职期间，总金额折合人民币达1500余万元。

　　上海是刘金宝的出生及事业腾达之地。他供职中行上海分行长达16年，从1994年升任行长，直至1997年8月调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

　　刘金宝在上海期间的贪污主要与瑞金大厦有关。该楼曾是中行上海分行的机关办公所在地，亦是中国银行拥有的物业。据有关部门调查，刘金宝伙同他人，通过向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多付钱的方式，将物业管理费用转为私用。

　　离任之前的几个月，刘金宝还从中行上海分行办公室的账外款中直接拿钱，与其他几名涉案高管私分，其个人所得累计人民币100多万元。

　　而在香港，刘金宝借中银香港重组之机，采取转移账户、制作假账、销毁账目等方式骗取公款。

　　2001年6月，中银香港重组方案公布，刘金宝被任命为筹备组主任，参与了中行旗下12家银行的合并与上市的全过程，并当选为当年“香港十大财经人物”。

　　刘金宝等人所私分的公款被称为“小公账”，主要由中行外派人员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以及小金库组成。中行海外分行设有“小公账”早非秘密。而在中行各海外分行中，又以中银香港的“小公账”最为丰厚。

　　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有段时间几乎每隔一星期，中银香港的管理层便发放一次奖金。另外，圣诞、春节等节日的活动经费也被作为发放奖金的机会。这些被指控为贪污的奖金发放行为，往往是经银行高层集体决策，而分到钱的除了刘金宝等四人，通常也包括其他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

　　2002年7月，中银香港在联交所挂牌，刘金宝出任上市公司总裁。中银香港管理层借庆祝重组一周年及即将上市名义，举办了一个“620”晚会，有关人员再次分得一笔奖金。

　　除了涉嫌贪污之外，对刘金宝受贿的指控，全都发生在其担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涉案总额折合人民币140多万元。

　　对刘金宝的最后一项指控，则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早在中纪委对刘进行调查时，便发现他有上千万元的不明来源的财产。而司法部门调查发现，实际数字要高出两倍以上。除去合法收入、涉嫌犯罪的款项及其他已知来源的收入，刘尚有2400多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余振东被电脑揭发

　　按中国银行事后公布的材料，开平支行案发缘于全行电脑联网——在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决定将过去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结果发现，在以往各行之间的汇划报上来的数字和总行通过电脑统计的数字之间出现了近5亿美元的差额——用银行业的专业语言来表述，就是联行资金项下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案发范围被迅速锁定到开平支行。

　　这起案件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监守自盗案件，余振东也因此和前后两任行长共同缔造了一个贪污的纪录。

　　余振东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家教严格。1983年参加工作就到了中国银行开平支行。1994年，余振东当上了副行长，后来是行长。余振东被引渡回国后坦言，1983年至1992年当普通职员的那段时间才是最美好的。

　　1993年至2001年，余振东与他的前任许超凡和继任许国俊三人合谋贪污挪用巨额资金，总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1997年中行禁止分支行进行外汇买卖后，许超凡还利用当地大型国有企业开平涤纶集团开设的外汇账户进行炒作。

　　1998年3月起，许超凡等人将所盗主要资金，以假贷款名义划入开平涤纶旗下两家新建工厂账下，再经两厂的银行户口转账到香港潭江实业，进而通过其亲戚许日成、邝华宝等人转至香港或海外的私人账户。两年间，这一路径共汇出16笔，总计7500万美元。在1999年许超凡升任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后，余振东、许国俊次第接任支行行长，贪污行为没有停止。

　　他们盗用资金，主要是利用了银行账务管理上的漏洞，主要是当时“联行清算系统”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的时间差。余振东等人盗用银行资金多次，没有人发现，就是表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每次要检查之前，他们都会改账簿、改记录。

　　2001年10月2日，“10·12”案发前10天，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持假证件进入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在此之前，2001年5月7日，余振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出永久居留申请。事实上，余振东试图在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意图长达七年之久。早在1994年，余振东之妻即与一名美国公民假结婚，并由此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然而，据中国公安部提交美方的文件，余振东从未与其妻子真正离婚。余振东准备通过假结婚获得美国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

　　2001年10月15日，355万美元汇至余振东在美国的兄弟余振风在美洲银行的账户，另有20万美元早于2001年1月2日就已汇至在旧金山一家花旗银行的账户。但是账户很快被美国政府所冻结，经济上的拮据加上整天的提心吊胆，最终他自己也选择了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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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日子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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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4:28 时代人物周报

　　行长日子难过了

　　-本报记者 石玉

　　最新的裁员传言，来自于正紧锣密鼓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中国银行。


　　据悉，目前中行拥有23万员工，按照中行发展需要，预计未来的员工规模定在15万至16万。

　　《时代人物周报》从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的口中得知，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风暴中，全系统已有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其中免职的人数比较多。

　　同时，王兆文坦承：“中行是要裁员，而不是大规模裁员。”王兆文重申中行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中坚持的“三不政策”：不搞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而是通过双向选择、竞聘上岗等方式为广大员工的职业生涯提供多种选择，与之相配套的薪酬改革方案还在研究之中。

　　去银行工作，仅仅在十年以前还是一个削尖脑袋都不一定能办到的事情，然而从1997年以来，伴随着大规模的银行业改革，银行再也不是一个铁饭碗，裁员中甚至一些分支机构的行长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

　　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由于金融腐败案件高发而引发的“问责风暴”，那些风光一时的分行行长、支行行长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无奈下课

　　第一个“倒霉”行长出在1996年5月17日，刚设立一年的中国银行江西省星子县支行被开刀撤销，现在已经没法查到那位行长的下落。

　　随后，199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发(1997)19号文件对国有银行改革作了总体部署，国办发(1998)120号文明确要求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0年前要撤并10%的县支行。四大行由此开始酝酿各自的“减肥计划”。

　　一九九八年是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年”。

　　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人民银行三十一个省级分行，成立九个跨省、市、区分行，在不设分行的省会城市设立金融监管办事处，撤销在同一城市重复设置的分支机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有二十二个曾位高权重的行长无奈下课。

　　四大国有银行在1998年的总人数是168万，从1998到2002年，四大银行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裁掉14.8%。单从人数上而言，相当于四年时间裁掉了8个汇丰银行。

　　但是据有关专家测算，这个比例还远远不够。

　　“国企的所有问题，银行系统都有，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机构臃肿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认为，撤并机构、削减冗员应该是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工商银行遍布全国有2.8万个网点、42万员工；建设银行有2.4万个网点、31万员工；机构最少的中国银行也有近1.3万个网点和23万员工；而规模最庞大的农业银行有5万多个网点，员工总数则达到50万以上。四大银行共有员工近150万。“比照国际同行，这样的资产规模仅需员工30万人。”秦池江说，花旗银行一年盈利100多亿美元，盈利水准比国有银行高出20倍，但它的员工却不足4万。

　　“目前2／3以上的基层金融机构处于亏损状态。”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说，这才是银行系统大量撤销基层金融机构的直接理由。

　　一位现在就职于某财务公司的前工商银行某支行行长告诉《时代人物周报》：“早些年，存款企业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请银行员工吃饭，好像根深蒂固的：银行是老大。后来银行转为服务行业，企业也明白了，觉得自己是上帝。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各银行的分理处库房看看，堆着一大堆东西，那是给存款大户送的。”

　　问责风暴

　　2003年国家以450亿美元注资中、建两行，国有银行的“股改”工作开始加速。随之，国有银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严重。

　　其间，一批“问题”支行行长被撤职查办，并引发了关于银行高管“问责”的大讨论。2005年年初，原建行“掌门人”张恩照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使得“问责制”的推出变得更加急迫。

　　继任者郭树清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用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制”。

　　5月23日，郭树清亲自签发了《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实行领导人员失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制度。

　　5月22日，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被总行紧急召往北京，当日就有消息传出“孙将被问责”。随后，他就向总行提交了辞职报告。

　　5月26日，建行总行宣布，接受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辞职，这一变动，被普遍看成是建设银行系统刮起“问责风暴”的结果。

　　据透露，除了原湖南建行行长孙建成引咎辞职外，建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梁富成也提出辞职。据新华社报道，《规定》执行至今，建行已有4个一级分行行长被处理。

　　“孙行长任职期内发案的总金额虽不是很大，但属于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这种情形，触犯了该规定的第一条。”建行湖南省分行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据称，同时被问责的建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梁富成则是第二种情形，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

　　据媒体报道，此前建行吉林省分行发生了总额近4亿元的两起大案，而其主管领导———吉林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杨森被撤职。

　　建行“下课”的四位省分行行长及一位副行长所辖的地区都系案件多发区，2004年建行75%的大案要案都发生在这5个分行，占全行案件总数的41%，占所有涉案金额的91%。

　　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中国银行基层机构负责人今后每年都有机会被安排强制休假5至10个工作日。休假期间，由代职人代行管理职责，并对代职机构的内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为保证随机性和突然性，提高实施效果，代职安排不预先通知基层机构负责人及所在机构。中行每年安排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的比例，一般不少于经营性分支机构总数的50%。

　　同时，中行还要实行“五连坐”的问责，除了当事人外，还要向执行者、管理者、前任、检查者、用人者问责。

　　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拿分行行长“开刀”绝非偶然，分行行长的权力过大，从总行来讲对其没有一种良好的约束机制。近十年来，对总行行长、支行行长的“问责制”已经有了一些成效，而相反分行行长却成为一个“空档”。归根到底，国有银行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本质上还在于其领导者权力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不对称，在分行行长这一环节上尤其如此。

　　没了级别

　　有人说，国有银行的各项改革滞后，且近年来大案频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缘于国有银行“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其总行行长、分行行长、支行行长都分别与一定的行政级别相对应。即使是出了事或者所在单位被裁撤，这些级别也大多会保留。

　　然而现在，这个“保障”也将很快没有了。

　　根据《时代人物周报》了解，国家确定的股改方案中，四大商业银行将取消像科长、处长这一类具有行政头衔的职务。

　　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对此极为赞赏，他告诉《时代人物周报》：“银行就应该是一个企业，四大商业银行每个行长都是副部级。我觉得不仅是科长、处长，连行长的行政级别都应该取消，这样才能作为一个银行家去经营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巴曙松博士则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国家花那么多钱就是应该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和清晰的企业化的人事制度。取消处长、科长的称呼只是一个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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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长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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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4日14:28 时代人物周报

　　洋行长管用吗

　　-本报记者 林玲

　　2005年5月18日，深圳发展银行发布公告，宣布有“中国通”之称的洋董事长蓝德彰博士(John D. Langlois)即将卸任，由独立董事、美国前财政部长法兰克·纽曼(Frank N. N

ewman)接任。深圳发展银行表示，蓝德彰“因其工作调动至东京，决定辞去深发展董事长的职位”。而仅在一个半月前，蓝与行长韦杰夫才一起获得银监会的任职资格批复。

　　在引进外籍高管这方面，深圳发展银行一直以来动作最大，2004年他们从董事长到行长都由外籍专业人士出任，这在中国银行业还是头一次。

　　从深发展开始

　　2004年12月15日，深圳发展银行就曾发布公告称，该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选举蓝德彰为该行董事会董事长取代原董事长周林。深圳发展银行同时宣布，该行行长何如请辞后，由曾任花旗银行(中国)第一任行长的韦杰夫取代，后者成为深发展首位洋行长。

　　蓝德彰与韦杰夫都曾在国际顶级银行担任高层，拥有丰富的金融业经验。现年63岁的蓝德彰早已是中国银行界的名人。而52岁的韦杰夫，则于1988年为美国花旗银行在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分行，成为美资银行在中国的第一任行长，亦曾于1999年至2002年间任泄ㄍ逶蛞械男谐ぁ＠兜抡玫奶巧虾Ｈ耍そ芊虻奶醋蕴ㄍ澹歉侨谌氡就廖幕鎏聿簧傩判摹?/p>

　　不过对于深发展的这一大动作，业内人士多数持观望态度，因为寄希望于两个外国高管重振中国银行第一股，毕竟不那么简单。同时由于韦杰夫缺乏中资银行的工作经历，新桥入股深发展效果究竟怎样，外界包括监管当局都在拭目以待。舆论猜测，不排除监管当局是把深发展作为一个利用外资来彻底改造商业银行的试验。

　　在国有银行方面，具有国际化传统的中国银行则走到了前面。

　　在2005年2月21日，中国银行已正式聘任美国籍专家董乐明(Lonnie Dounn)担任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职位。这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引入国际专才担任实职。

　　在加入中国银行前，董乐明一直在汇丰银行(香港)担任信贷风险总监，负责汇丰在亚太地区的信贷风险管理长达七年，监控范围包括20多个亚太国家，对亚洲银行业风险管理非常熟悉。

　　他具有30年信贷风险管理经验，还曾在拉美集团(Latin America Group)、Marine Midland Bank担任信贷经理职务，拥有在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长期从事批发和零售信贷风险管理的丰富工作经验。

　　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介绍说，董乐明担任的CCO(信贷风险总监)一职高于一般部门总经理，属于行长级领导。中行聘请他担任此职，主要是希望全面强化信贷风险管理。

　　蓝德彰冲击波

　　在外籍人士进入中国银行业的过程中，蓝德彰这个名字是必定会被铭记的，他一人就曾在三家中国银行出任过外方董事。

　　蓝德彰一人带来的冲击不可忽视。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执教中国银行体系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中文流利，是学者和职业经理人的超级混合体，其学术和职业生涯决定他对东亚特别是中国极为了解。1982年至1999年，蓝德彰受雇于JP摩根，先后在纽约、日本、伦敦、香港、北京等地任高职。2002年9月，担任摩根斯坦利资产服务咨询(中国)公司主席至今，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从2002年起，蓝德彰曾分别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南京市商业银行董事至今。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蓝德彰是中国明史专家，1964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1966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蓝德彰于1974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学位，1986年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他带来的很多东西对中国的银行业起到了启蒙作用。蓝德彰在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的董事会频频投反对票，不忌讳与董事会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公开演讲大谈董事会的作用，强烈主张要把审计委员会从监事会下面拿过来转而向董事会负责。他著文说银行的功能为买卖风险而非经营货币，并称中国的商业银行不具备给风险定价的能力。他反对银行不顾资本金的约束盲目扩大资产规模，建议银行要多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

　　南京市商业银行行长章宁表示，蓝德彰作为国际金融公司在南京商业银行的唯一代表，在任职期间，尽管来得不多，但对董事会的影响甚大。比如，原来董事会拍拍脑袋、举举手就行了，蓝德彰强调规则和制度意识，要求所有提案须由提案人签名负责，现在的董事会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反对票及提案被否决的情况。再如，以前召开董事会的通知一般提前几天下达，随附一份简单的会议材料，但蓝德彰认为应该参考国际银行惯例，所有会议材料必须提前10天送到所有董事手里，并且所有提案应附有调查论证材料或可行性报告。

　　在蓝德彰看来，中国的银行喜欢给分行领导很高的地位，似乎分行有自己的资本，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国外银行分行领导不是行长，是经理；分行不是个相对独立的核算机构，是一个业务平台。

　　蓝德彰说，业务应该垂直管理，分行的工作人员是分属于总行各业务部门，直接对业务经理负责，分行负责各业务的人员是否设立由总行管理业务的经理决定，其成本也分别由总行业务部门承担，效益当然也由业务部门考核。

　　蓝德彰举例，他曾服务过的JP摩根有一个分行经理告诉他，他的责任就是上班时开灯，下班时关灯，但他也拥有协调各项业务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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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2005-07-04/14287126779.shtml

Singapore's Temasek to buy into China bank

Singapore's Temasek to buy into China bank
China Daily


Home>News Center>China
Singapore's Temasek to buy into China bank
(Agencies)
Updated: 2005-07-05 12:50

Singapore state investment agency Temasek Holdings Pte. Ltd. has agreed to take a stake in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the country's third-largest lender said, partly confirming earlier media reports.

A Temasek unit would buy an unstated number of shares in the bank, China's top property lender, from a state holding company and also invest $1 billion during the bank's planned international listing,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aid.


A branch of the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in Shanghai in this picture taken on May 16, 2005. [newsphoto]
A source close to the deal said last Tuesday that Temasek had agreed informally to pay $1.4 billion for a 5.1 percent stake in the bank, confirming a report in last week's edition of Caijing magazine.

Caijing had also reported the planned $1 billion investment when the bank listed.

The deal is the biggest single overseas investment for Temasek, which controls businesses including Southeast Asia's biggest phone company,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td., and the region's biggest bank by assets, DBS Group Holdings Ltd.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 agency, which acts like a fund manager for the city-state, has been on the prowl for regional asset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and has been making strides to diversify its portfolio geographically, venturing into markets ranging from South Korea to Pakistan and, recently, Russia.

About 57 percent of its estimated $54 billion investment portfolio is in telecoms, media and financial services, with about 7 percent in energy and resources, according to its 2004 annual report.

The bank said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Temasek would purchase "certain existing shares" from the central bank's investment arm, 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 Co., subject to regulatory approvals.

The Temasek unit, Asia Financial Holdings Pte. Ltd., would also "invest $1 billion at the IPO price" during the bank's planned international listing, the bank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late on Monday.

It said a definitive agreement had been signed on Friday.

The stake sale to Temasek would be the second for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to a foreign investor in recent weeks and marks an important step in China's efforts to reform its backward and debt-ridden financial sector.

Last month, Bank of America Corp. said it would pay $3 billion for 9 percent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which had been in talks with potential foreign investors for months, ahead of a listing expected late this year or in 2006.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Bank of China were chosen to pilot banking sector reforms and given $22.5 billion each in state funds in late 2003 to help shore up their balance sheets and kickstart reform efforts.

Finding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who can theoretically help China's sprawling state banks absorb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in areas like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been widely seen as a prerequisite to their listing efforts.

Bank of China is yet to announce any deals with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following well over a year of talks with potential partners.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have said CCB will file a formal IPO applic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n August, at the earliest. It is widely expected to raise some $5 billion in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